财务柔性能促进企业金融化吗？——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引入融资约束实证检验其是否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且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业竞争与不同地区条件下不同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企业中呈现显著差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财务柔性更能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其促进效果尤为显著;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细分财务柔性后发现,在高竞争行业中,融资约束对负债柔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现金柔性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而负债柔性对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企业应提高财务柔性意识,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政府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帮扶力度,拓宽其融资渠道,缓解其融资压力。     

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降低企业杠杆率吗？

[提要]本文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财务困境、增加金融可得性和降低资源错配程度实现。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对企业杠杆率及其引致的违约风险影响,与中长期信贷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数字金融又是传统信贷的替代方式。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金融对微观企业经济效应的认识,为规范数字金融发展、推动企业去杠杆、促进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协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更高的企业金融化水平.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恶化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存在"股权质押-融资约束-金融化"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也为厘清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内在机制提供一个新视角.     

碳排放信息披露会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基于我国防范化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信息披露提升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代理成本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以及企业所处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主要提高了长期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表现为“投机获利”动机。异质性分析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在非高碳排放行业、自愿形式披露以及管理层短视行为较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当完善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薪酬激励机制,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相关的法治化建设,引导企业管理层坚定绿色发展信念,立足长远,聚焦主业经营。     

财务治理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吗?

文章基于北京师范大学开发的财务治理数据和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数据,研究了财务治理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其财务治理指数对资产负债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大部分的财务治理分项指数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与总指数是一致的,特别是财务监督和财务激励等分项指数与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影响程度来看,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治理与资本结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大一些.公司财务治理好意味着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程度更高,因而会受到中小投资者的青睐,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会得到改善,在国有上市公司更是如此.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完善公司治理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新的经验.     

企业并购中的财务风险及其防范

并购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手段,通过并购企业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但并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最终都通过财务风险表现出来。所以,规避和防范财务风险,实现企业的成功并购就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阐述了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的含义,分析了企业并购过程中面临的主要财务风险,提出了企业并购过程中财务风险的防范措施。     

货币政策、实业投资率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我国近年来金融业一以贯之的工作重点,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有效提振实体经济,实业投资率下降、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已经显现出来。文章首先从企业金融化角度解释我国近年来实业投资水平下降的原因,发现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投资行为对实业投资水平具有“挤出效应”,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的金融化行为。研究表明：实体投资机会下降是导致非国有企业选择金融化投资行为更为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即使是宽松货币政策也改变不了实体经济对资本吸引力下降。缓解货币政策调控困难的关键,在于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推动企业进行主营业务改革,提高主营业务竞争力,从而增强对资本的吸引力,货币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企业改善ESG表现能降低财务风险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及其2010年至2021年数据为研究对象及样本,采用基本面板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检验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对其财务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企业改善ESG表现确实可以降低财务风险,且这种影响随其自身的财务风险水平增加而减弱,但对财务风险水平极高的企业而言该影响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内外部对上述关系产生作用的两个重要因素,“争议事件”会削弱企业ESG表现对财务风险的影响,而“董事性别”对此关系的作用则不显著。     

政府补贴、地方经济波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视角，以2008—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考察了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还考虑了地方经济波动对政府补贴与企业金融化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参与程度，且相对于市场化高地区的企业，这种影响在市场化低地区的企业中显得更强。同时还发现，随着地方经济波动增加，地方政绩诉求实现难度加大，此时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被削弱，但这种现象仅在市场化低的地区企业中存在，在市场化高的地区企业中不存在。此外，文章基于工具变量法、聚类分析和变量替换等一系列检验进一步说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在拓展和丰富政府补贴和企业金融化研究视角的同时，不仅以政府补贴为载体成功地将政府主体纳入实业金融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而且对当前政府出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体企业"虚转实"的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     

非国有企业金融缺口的成因及对策的研究

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企业已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产权属性等因素的作用，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正面临严重的金融缺口问题。为此，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时的积极调节功能，制定与实施支持非国有企业的金融政策措施，为非国有企业营造一个宽松的融资环境，提高非国有企业的信用可得性，促进非国有企业稳健的发展。     

中小企业融资活动中的财务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近几年来,中小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本文以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为研究对象,阐述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结合财务管理知识分析了中小企业融资中存在的财务风险,最后提出了财务风险的防范对策。提醒中小企业更加注重融资活动中财务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将财务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承担

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支持“挤出效应”;同时当政策不确定性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内部代理冲突越严重时,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越强。从企业异质性来看,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化会显著地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金融化类型来看,配置长期资产更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作用机制来看,债务筹资能力的降低、实体投资与研发投入的减少是金融化抑制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由此我们认为,政策层面需要注意控制企业金融化水平,更好地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健的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债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效应与机制

“脱实向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其微观表现形式即企业金融化。本文从政府债务融资视角切入,基于中国政府债务数据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金融化水平呈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投资潮涌效应”“融资约束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本文有助于从宏观层面厘清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成因,进一步揭示地方政府债务对于实体经济的两面性影响,对于提振实体经济效率,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金融摩擦与企业投资

经济增速趋缓背景下,货币政策承担着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等多重责任,但货币政策频繁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研究显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通过金融摩擦放大效应抑制企业投资水平;国有企业虽具有信贷资源优势,但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保持更高的谨慎性和风险意识,更易受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向实体投资的转化。为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对公众预期的前瞻性引导,避免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扰动的根源。同时,需要高度关注不确定性冲击的金融摩擦放大效应,采取切实措施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和效率,避免资金脱实向虚。     

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核心竞争力能够提升企业业绩吗？ ———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核心竞争力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核心竞争力越强,企业业绩表现越好,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结合杜邦分析法模型研究发现,核心竞争力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销售净利率来实现的;区分核心竞争力种类后发现,品牌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对企业业绩的促进作用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竞争程度、内部公司治理及产权性质对核心竞争力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当企业外部环境竞争越激烈,公司治理水平越好,企业产权性质为非国有时,核心竞争力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越大.研究为如何衡量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参考指标,丰富了核心竞争力经济后果以及企业业绩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为管理层在竞争环境中如何促进企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信贷资源配置、财务风险与企业营运能力

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营运能力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性质和规模的企业中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运用2015—2019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实证检验了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营运能力的影响以及财务风险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营运能力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营运能力的不利影响通过财务风险路径传导,即财务风险在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营运能力的负面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和经营规模较大的企业,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营运能力的非线性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中更为显著.上述结论表明,改善融资市场结构性扭曲、提高微观企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非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制度性融资成本,有利于增强债务融资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力,提升企业的营运能力.     

科技金融试点政策赋能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了吗？

以近年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实体企业面板数据,借助Python软件文本识别功能刻画出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进而促进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有效实施,一是能够缓解信息约束问题与提升企业商业信用,二是有助于获取政府资源并引发人才集聚效应,最终赋能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较高内部管控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企业、高技术行业与制造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以及经济后果,也为未来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