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资源与公司财务理论

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资金向来不是单纯意义的生产要素,它往往是其他多种要素的流动载体。同理,股东并非单纯财务资本的提供者,更是股东资源的承载者。从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股东资源”这一概念的构建和理论拓展,认为:股东资源是大股东所拥有或控制的财务资本、无形资源(含社会资本、独特资源)和组织能力等多种资源要素的复合体,具有异质性、互补性等特征。中国公司普遍存在大股东这一事实表明,公司在本质上是资源型大股东的联盟体。大股东投入个体资源后形成整体股东资源,以此吸附公司所需的其他资源并最终形成公司独特资源。借助公司治理与管理,将资源转化为公司竞争力和价值增值,是股东与公司价值创造间内在财务机理的基本逻辑。多个大股东并存下的公司治理本质上是大股东联盟的协同合作治理。股东资源及其延伸的财务逻辑提供了观察公司运作的一种全新视角或范式,股东资源观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     

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是所有制的核心,是"混改"成败的关键。以2016年中国A股上市的238家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并使用PSM法选择配对样本,构建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并没有显著提高产权保护水平,"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均与产权保护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中等"混改"深度和"混改"制衡度更有利于产权保护。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非国有控股股东有更好的制衡效果。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产权保护水平,并在"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与产权保护作用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文章丰富了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司治理层面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与理论探讨

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日益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但经验证据显示,目前对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仍比较谨慎和缓慢。混改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集团公司资产规模大,股权定价困难;国有股东更愿意增持而不是出售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股份;混改的配套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不透明。效率观和资源互补观是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逻辑和理论基础。考虑到国有企业性质、功能和层级的不同,未来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基于效率观、资源互补观来分类分层推进。将现有的混改“试点推进”制度改为“负面清单”制度,并且不断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配套披露制度,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基础。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基于分类治理视角

在引入非国有资本的同时,如何构建合理的股权结构激励企业获得创新竞争力,这是国企和民企都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以2009—2018年发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应用非国有股东所拥有的董事会权力作为其发挥治理效应的替代变量,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从国有企业分类治理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功能类国有企业混改实施的效果。结果表明:(1)强化非国有股东"话语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及探索式创新的产出。(2)进行深度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一般商业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而弱化其利用式创新;对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呈显著正向影响。     

“国企混改”与企业现金流——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以2008—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视角,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非国有股东加入,使股权多元化,但多元化并未对公司治理产生显著影响。而随着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占比的提高,使得混改深化,对内控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现金持有量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了“国企混改”的作用机理,为我国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控股股东声誉资本、大股东联盟与股东资源效应——基于创业板IPO前后的经验证据

作为公司资源的核心提供者和公司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大股东联盟对整个公司发起、运营和管理等均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股东资源观,以声誉资本为切入点,以创业板公司IPO前后事件为考察场景,利用2009—2016年创业板IPO样本上市前3年至2020年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大股东联盟作为股东资源的核心提供者在中国公司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在IPO前的发起设立环节,控股股东声誉资本越强,吸附其他发起人异质性资源的概率越大,即大股东联盟的资源效应越强;(2)在IPO过程中,大股东联盟的资源效应越强,IPO抑价越低、长期市场表现越好;(3)在IPO之后,控股股东声誉资本越强,大股东联盟的合作持续性越强。研究表明,控股股东在IPO场景中的积极作用体现为对其他股东资源的强大吸附能力和大股东联盟合作的稳定性,这些作用均对公司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发起设立和定向增发阶段,或者具体到国企“混改”情景,公司选择潜在外部股东时应以股东资源的异质互补、大股东联盟的治理协同、未来发展的价值可期为根本,实现公司价值创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股东利益博弈分析——基于协同治理视角

以协同治理理论为视角,诠释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股东间的协同关系,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国有股东与非国有股东的利益博弈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阐述与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股东与非国有股东由于"地位"、目标等因素的差异,会阻碍协同关系的形成,影响协同效应的发挥;企业中的大股东有利益侵占的动机,随着协同收益增大,侵占动机表现得越明显,最终影响整个企业价值。因此,要加强内部监督机制建设,减少大股东侵占行为,建设完善的协同治理机制,充分发挥股东间协同效应。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下股东利益博弈分析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理论探讨的热点。以分权控制理论为基础,构建国有股东、民营股东和监督机构三方的利益博弈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股东侵占民营股东的概率受监督机构监督成本和国有股东被监督损失等因素的影响,监督机构选择自主监督国有股东的概率受国有股东侵占行为惩罚力度系数、国有股东侵占额外收益和民营股东诉讼赔偿等因素影响。要加强对国有股东的惩罚力度,发挥好政府的监督作用,增强中小股东权利保障机制,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东利益冲突、股权混合模式与公司绩效

以2009-2015年沪市A股中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持股近似度和持股关注度两个新指标,研究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不同身份属性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状况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大股东利益冲突与公司绩效负相关,且不同的股权混合模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不同。国有大股东和非国有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适中的股权混合模式有利于提升公司绩效;两类股东持股比例差异过大或过小的股权混合模式均不利于提高公司绩效。因此,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宜过分强调异质性股东间的制衡作用,而应通过合理设计股权混合模式,有效化解大股东利益冲突,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各自的优势。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

高质量财务报告是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关键环节。本文研究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上市公司治理能否有效约束企业财务重述行为。主要发现：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董事可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和改善公司治理,从而降低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概率,特别是盈余降低型财务重述,而非国有股东仅持有股权难以产生相应治理作用。进一步地,在管理层权力较小、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情况下,非国有股东约束国有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最后,只有在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才能有效抑制企业财务重述行为。文章不仅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和财务重述的相关学术研究,对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办学要素的生态型混合：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系统化建构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激发高职院校办学活力的重要方略。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着办学要素离散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标理念不明晰、改革策略措施单一化、支持环境不健全等。破解之道是形成办学要素的生态型混合,促进混合所有制生成的内部要素与外部支持条件的系统化重建,推进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科学建构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推行混合所有制研究

在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中,混合所有制已成为最主要突破口,推行股东多元化与股权分散化已然是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商业银行这一特殊的国有控股企业中,大中型商业银行虽具有推行混合所有制的必要性,但缺少改革的可行性;相比之下,历经多次改革洗礼与监管考验的城市商业银行具备改革的必要性与可操作性,被历史性的推向改革前台。在经济新常态环境下,城市商业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要以产权结构的优化与经营机制的完善为主要抓手,坚持市场逻辑,冲破体制性障碍,在动态、持续、内在、有机融合的改革中全面提升国有资产的运行效益,走向高质量、高层次的转型发展。     

混合所有制、公私合作制及市场准入法的改革论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全面深化改革又一次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 混合所有制是在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为解决中国特有的国企改革问题所进行的探索和实践, 其目的是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 激发国有企业发展活力, 着力解决国有资本运行效率不高的问题。从经济上来看,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的合资合作, 是以国企混改合同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模式改革, 是中国底层经济逻辑的重置。在国企混改过程中, 首先要关注作为国企混改基础的国企混改合同所蕴藏着的公权与私权交织的特殊性, 并基于此在国企混改合同中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承担公共职能, 即对企业控制权限制、营业自由限制、公共责任承担和\     

国企混改路径创新：从中长期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促进共同富裕就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本轮国企混改推动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发展,在提高国企运行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不同的改制路径也暴露出新的问题,员工权益保护不足、效率与公平关系处理不当、绩效薪酬体系不合理等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从整体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国企债务等方面分析国企混改现存问题对我国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产生的影响;并从发挥国企产业引领作用、深化国有经济科技创新驱动效应、找准国企职能定位、健全企业治理结构、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分配体系现代化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国企混改应从模式创新入手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在保持经济增长韧性与可持续性的同时,以中长期改善民生为导向,推动中国共同富裕目标尽早实现。     

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所有制问题最新研究综述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引发经济学界对所有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学界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许多不同的理解,对股份制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作出许多不同的判断。鉴于此,本文对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对所有制问题的争论作一个简要的综述,以反映我国所有制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探析

混合所有制经济伴随改革开放而生,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具备进一步推行的现实基础和条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必然选择,但推行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破除体制性障碍,健全市场机制和法律保障体系,大力实施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确保混合所有制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案例研究--工大集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经验与启示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协调发展。哈尔滨工大集团从一家高校园区企业发展为涉足多个领域、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混合所有制大型企业集团,其发展的关键是大胆突破传统体制机制障碍,实施了“股权形态多样化、产业结构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战略,构建了一套“尊重市场、看重人才、注重文化”的高效管理机制。工大集团的实践对新时期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