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义利观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以北京汇通汇利公司的实践为例

通过考察传统中国义利观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传统义利观强调重义轻利、见利思义,这些原则影响到商业领域和商人的精神面貌,且对近代商人的影响依旧很深。运用传统义利观管理现代企业,可以节约管理成本,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企业形象等,北京汇通汇利公司的实践,进一步说明了传统义利观在管理现代企业中的价值。     

论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构建中的现代价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儒家思想曾成为推动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文化动因 ,中外企业的发展史也充分证明 ,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义利相通的义利观、忠孝中和的处世观是现代企业构建其文化的重要因素。本文即从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入手 ,着重探讨如何积极发掘儒家思想精华 ,从企业价值观、企业经营理念、企业管理理念等方面构建更深意义层面上的企业文化     

试论晋商文化中的“学而优则商”观念

"晋商"专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为明清十大商帮之首。晋商倡导"学而优则商"观念,优秀学子将商作为本业,开创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格局。"学而优则商"观念的实质是崇商、重商,是传统思想与三晋大地的自然、经济、历史因素高度契合的结果。它架起了传统文化的底蕴、精髓与商业行为、商业伦理有机融合的桥梁,进而锻造了熠熠生辉的晋商群体和晋商文化,是儒商精神的典型代表。晋商对儒家传统经济伦理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形成了独特的义利观、诚信观、勤俭观,是优秀的商业文化遗产。研究此观念,不仅有利于弘扬晋商文化,而且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神圣化的义利观转向平民化的义利观——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义利观规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价值的大致走向,塑造了理想化的"君子"人格,形成了神圣化的义利观.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社会,神圣化的义利观转化为平民式的义利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新价值观的认知与追求.     

义利价值观辨析——中华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换

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义利观是其核心的价值观,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基石。传统义利观有深刻的哲学思想,其精华部分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是超越时空的文化瑰宝。在当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中,传统义利观不应受到全盘否定。现代文明应借鉴、吸收传统义利观,注以现代意识,使之发扬光大。     

企业文化建设中管理传统的融合和再造

管理传统与企业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继承和发扬管理传统中具有现代意义的部分,转化性地创造中国管理传统,建设企业文化,是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任务。企业文化建设中融合传统管理和现代管理,主要通过制度层面、管理层面、执行操作层面三个层面来实现。其中,整合了传统"天人合一"观和和谐观的现代企业价值观,作为矫正"人治"传统弊端的制度权威的确立,"修己安人"传统下管理者个人的身体力行,"家"国"背景下情感融通手段的有效运用,是几个基本方面。     

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解读及其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现代中国外交决策深受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影响,这既是中国外交决策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外交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本文首先回顾了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内涵,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参照,对义利观进行了现代解读,最后分析了儒家义利观对现代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论明清粤商的商人精神

明清时期粤商的商人精神是指商人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它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粤商的从商宗旨和原因 :二是在经商中的敬业精神和观念 ;三是商人的商业伦理观。通过对粤商的商人精神分析 ,可知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直处在传统“义利观”的制约下 ,使之无法和西方商人一样具有一种对利润追求的无限制冲动 ,这就是中西方商人精神的差异之处     

华商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独特价值

在分析了华商文化的基本商业精神和价值观的基础上,论述了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华商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独特价值.论证了华商文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现代管理的核心,是企业获得成功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华商文化的"无为而治"思想是现代管理的最高境界;大一统的整体观念在现代管理中具有宝贵的社会价值;其"人和"思想是现代"双向对称"管理模式的真实体现,是未来企业激烈竞争的"调和剂".华商文化思想必将对现代的企业管理乃至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管理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深刻的变革.     

论传统文化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部分运用。我国现代企业管理在借鉴西方管理理念的同时,还应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吸取其精华,创造性地将其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之中,促进我国企业管理工作的发展。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