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利玛窦现象"新解

"利玛窦现象"是晚明特有的学术救时现象.在万历帝怠政而又大权独揽、朝廷半瘫痪而又党派死拼的政治环境挤压、儒学危机及社会危机纠结背景下,徐光启等开明士大夫以实用为准则,由科学而宗教的救时取向及"易儒易佛"之大胆实践,虽为晚明时代产物,也是徐光启等士大夫未能真正读懂"晚明时代"的必然结果.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 ,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 ,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 ,西方的天主教与科技文化相继传入中国。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西学顺利进入中国和中国士大夫最终接纳西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对利玛窦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及其在此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影响展开探讨。     

论晚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传播理念和方法

利玛窦在晚明成功地把西方文化传播于中土.这主要归功于他切实可行的传播理念和方法.穿儒服、研究中国文化经典和熟悉风土人情是他顺利进入中土的第一步,走上层路线、与广大儒士为友、传播科学知识是他传播成功的关键.     

中西初识：利玛窦入华的意义

利玛窦带着传布福音的使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但他在华的最大成功却不在基督的事业,而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利玛窦入华作为一个代表,作为一个历史象征,反映了中西初识之时接触时的互动、碰撞、吸纳、排斥;造就了利玛窦个人心理冲突与对文化的自我审视;并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过程中架设了最初的桥梁。     

利玛窦的中西文化交流之理念和价值

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他在中国传教期间,开展了一系列中西文化及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活动。这些工作对以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学术传教"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明清两朝注入了西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16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

晚明至清中叶,有一批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在长江流域(主要在中下游)传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利玛窦。耶稣会士们通过信函、日记、工作汇报等文字形式,向欧洲送去了有关中国和各种信息。长江中下游人文荟萃,人杰地灵,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就产生于此。在耶稣会士的文化视野里,长江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富的经济发达的文化圈。他们关于这一地区的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物质生活、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的记载,为16至18世纪的欧洲了解中国开启一扇窗口。     

利玛窦:开拓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事业的先行者

利玛窦素有泰西大儒之称 ,他在华传教期间 ,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传入中国 ,同时又将中国的儒家文化介绍到西方 ,是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今天 ,在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和重要的背景下 ,重修仙花寺纪念利玛窦有着重要的意义。     

"入乡随俗":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及其现代意义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揭开了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相遇与对话的序幕.为了成功实现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来华耶稣会士经过一段曲折历程后,创造性地采取了"文化适应"政策,即"入乡随俗".由于来华托钵修会天主教士对之全盘否定,从而引发了中西"礼仪之争",导致清初"禁教"政策的出笼和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中断.以林乐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晚清来华自由派新教士基本上继承了文化适应政策,从而使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得以恢复和发展.本文认为文化适应策略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且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中仍有普遍性意义.     

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及其他——以文献整理视角的考察

本文从文献整理的视角出发,主要对《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书信集》等文献中有关利玛窦在南昌生活期间(1595—1598)与以章潢为首的白鹿洞书院师生交往的记载加以整理,兼而考察中外学者就此课题所开展的先期研究及其成果,在此基础上力求对课题研究的现状及有关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以期推动学界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研究。     

明末福建士大夫同传教士的交往氛围及群体特征

明中叶以后，随着以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字西泰)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及其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策略的形成，客观上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利玛窦适应策略的主要内容，在于采用和平的学术传教的手段，倾全力归化士大夫和精英知识分子，以此影响广大的民众。     

利玛窦与"南昌传教模式"初探

明末,西方传教士在广东传教遭遇种种失败后,利玛窦等人入驻南昌传教。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这意味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不仅是利玛窦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与当时江西深厚的儒学传统文化底蕴和江西文化的一些显著特点密切相关。     

利玛窦的“大西三父说”与儒家的忠孝论——析亲子关系的中西歧异

旧约摩西十诫有尊重父母的要求,利玛窦等晚明来华耶稣会士依儒学传统,将此诫译为“孝敬父母”。然而,这种字面上的变通无法改变孝、信对立的严酷事实。由于中西家庭亲子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和理念,利氏的协调和会通难免导致一系列的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他融儒家忠孝论于“大西三父说”的梦想自然难逃破灭厄运。     

亚里士多德形质说在晚明的引入与发展：从《天主实义》到《寰宇始末》

亚里士多德的形质学说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并在中世纪通过经院哲学家而获得了更加系统性的表述。16—17世纪,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耶稣会士将其引入中国。利玛窦初步介绍了形式因和质料因,而最终高一志对形质说有比较系统的介绍,肯定物理世界的重要性,甚至意识到形质说对中国思想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天主实义》《寰有诠》《性学觕述》《万物真原》和《寰宇始末》展示了晚明耶稣会士为适应中国思想对形质说所做的调整。     

利玛窦:因人成己

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由范礼安构思,并由利玛窦富有创造性地予以实践。延续至18世纪的后继者们把此种策略与利玛窦密切联系在一起,称之为"利玛窦规矩"。此前,"利玛窦规矩"常被视为个人独创的结果,而忽略了中国这一他者所施加的影响。笔者则试图证明,他者在"利玛窦规矩"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利玛窦本人的活动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正是他者塑造了利玛窦。没有他者,一切都无法想象。     

文化互视与自我镜像——利玛窦译名政策背后的中西文化互释

作为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暨中西文化首次实质性相遇的"第一接触点",利玛窦的译名政策受到中国奉教士人的拥护.从文化互释的角度来看,利玛窦与中国信徒之间关于译名政策的高度默契是以彼此对对方的误读和对自己文化的调适为基础的.该政策最终的成与败提示我们: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交融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方能有效.     

试论晚明外交中的“佛郎机情结”

明人"佛郎机情结"是中国传统外交模式遭遇葡萄牙人强力挑战、西方商业殖民势力长期租住中国领土行将造成尾大之势以后,晚明朝野对佛郎机问题敏感、困惑、内心焦虑的一种反应。它因对葡外交之伤痛经验和传统华夷观念的双重作用而产生,突出表现在对佛郎机问题无法释怀、不断检讨对葡政策的成败得失以及借"佛郎机故事"警示对欧外交等方面。晚明"佛郎机情结"不仅左右着明代中欧关系的历史进程,而且影响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推进。     

晚明时期利玛窦传教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晚明时期利玛窦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调和中西方文化,进而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这些方法和手段对当今的汉语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本文从实现传教士的中国化与当今海外汉语教师的素养,展示欧洲文明的"西洋奇器"与当今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建立《天主实义》儒学化理论与当今海外汉语教材的"本土化",天主教传教于"无形"与当今中华文化传播策略等四个方面探讨利玛窦传教对当今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晚明士商渗透的社会影响

晚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士商渗透是一显著特点。这种现象强烈冲击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也否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对晚明社会风气、封建政权、教育事业和商业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金瓶梅》·汤显祖·利玛窦·王彦泓父子——明季文学史上的文人关系

《金瓶梅》对晚明小说、戏剧和诗歌有广泛的影响.围绕着《金瓶梅》的抄本、刻本,一大批文人相互之间曾发生过各种各样的联系.本文选择汤显祖及王肯堂作重点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是人们熟悉的;王肯堂是著名艳体诗人王彦泓的父亲.王肯堂又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有深厚友谊;利玛窦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又通过王肯堂影响到汤显祖、王彦泓.这是治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科技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都关心的问题.     

欧洲势力东渐与晚明军事工程改良

伴随欧洲势力东渐,以佛郎机、红夷大炮为代表的欧式火器日益成为晚明军队的主装兵器,此对与冷兵器相匹配的传统筑城体系提出了改良要求。面对频频出现于东南沿海的欧洲坚船利炮,晚明地方当局修建新式铳城,装备大型火器,保卫海疆安全。而耶稣会士的不断来华,又使中欧军事文化交流成为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有识之士不仅千方百计借鉴吸收欧洲军事筑城技术,而且还在一些地方试验推广。从而使晚明军事工程改良打上一定程度的欧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