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政治权威的艰难转型

20世纪中国的政治权威经历了艰难转型。辛亥革命造成传统型权威的瓦解与权威真空的形成。个人魅力型权威的崛起重建了现代化所必需的秩序。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个人魅力型权威的负面效应日渐突出。“文革”之后终于开始了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型。     

新时代政治美学的三重意蕴

政治美学是政治学和美学的交叉学科,主要是以美学的视角展开对政治理论及其实践的学理性关照.政治和美学在源头处即有着天然的联系,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实施的治国理政方略在多个方面均呈现出了鲜明的审美意蕴.具体分三个层面:从观念层次看,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审美意蕴的意识形态意符;从制度层面看,新时代的制度体系建设呈现出了和谐、节奏和透明简约之美;从人物层次看,新时代的政治权威展现了超凡的领袖魅力,迫切需要进行系统论证和阐释.     

晚年毛泽东失误原因的再认识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具有连续性;由纠"左"到反右的逆转性;只能自我批评,难以容忍他人批评;以及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行等特点,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社会处在由领袖魅力型权威到法理性权威的政治转型之初,对领袖个人权威的维护成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的一个重要维度.深刻认识晚年毛泽东失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将为新时期执政党合法性基础提供理论借鉴.     

关于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建构与研究的思考

西方政治学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政治发展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我们应当进行系统的研究,以从中吸取现代政治理论的发展成果,但是不应该把它当作普遍原理来定位和讲授。我们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摈弃西方中心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规律,走自己的路,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学。中国的现代政治学,应当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传统、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总结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经验,继承和革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遗产,吸取、借鉴现代政治学说的科学成果,阐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规律和道路。     

从政治整合的失败看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历史必然性

本文运用政治学原理,考察南京国民党政权在政治整合过程中,各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抗衡、各派系的纷争攘夺以及中央政府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乏力,使南京国民党政权始终没能形成一个事实上统一的中央权威,丧失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威资源及其合理性,从而揭示其政权崩溃的必然性。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

皇权政治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核心内容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朝统治,但是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超凡魅力型政治权威的本质。邓小平清醒的看到了中国政治权威的弊端,认识到这是事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期执政的问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首先,正确处理了领袖个人权威与政党权威的关系,带头实行了退休制度。其次,强调民主权威和法治权威,坚决要求把党和政府的权威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将党的执政活动切实纳入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建立了政治权威的法治基础。第三,加强中央权威,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个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必须依靠中央权威,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法官魅力与司法权威建构——以法官自由裁量权为考察背景

马克斯·韦伯经过系统论证,从合法性角度提出三种权威类型,即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其中,法理型权威是我们的治国理念,也是司法遵循法治的基本要求。但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不容忽视,它会动摇法理型权威的根基。因此,必须在法理型权威中整合进个人魅力型权威,即加强法官个人魅力的建设,这样才能充分保障司法权威的实现。     

论沃格林的政治哲学

沃格林认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是意识理论 ,政治与意识之间的联系在于人的政治行动 ;政治学理论需要重构 ,因为以往关于政治学原则的意识都已丢失。他坚持历史理论与政治哲学的统一 ,认为历史的秩序就是秩序的历史 ,政治理论如果贯穿了某些原则的话 ,必须同时是一种历史理论。他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诺斯替主义 ,与极权主义相同 ,西方世界面临的危机源自诺斯替主义的兴起。沃格林还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苏联政府的合法性 ,认为民主选举制度并不能保证政府具有代表性。     

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与概念供给——以民本的传统性改造为例

为了回应使命性、实践性和本土性的时代命题,中国政治学需要发展其主体性和原创性,建构具有高度学术自觉的自主知识体系。自主概念体系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工程,其目标在于提炼并体系化源自中国实践、承自中国传统并且可以解释中国问题的标识性概念。历史政治学对既存性概念的整理、更新与改造,可以提供一批接续和活化传统政治本土意蕴和独特基因的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对民本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历史政治学在活化本土概念方面的努力。传统民本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双重意义,但因其内在的以君本位为前提的传统性局限,必须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方能焕发当代活力。人民主权观、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当家作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经验有助于更新和活化传统民本,使其成为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     

国内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态势与际遇——基于“政治学人”平台学术转载情况的分析

政治学是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支撑性学科,政治学核心回应的是国家发展与治理的重要议题。面对时代对中国理论的迫切需要,需要对政治学发展的基本学术态势进行分析。文章以“政治学人”微信公众平台学术转载的基本情况为基础,对当前政治学学术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规范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史及制度史等方面的研究在不断减少,而比较政治学、基层政治学和量化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正在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政治学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认为需要从发展政治学理论、找回行政学、强化中国政治研究优势等方面实现政治学的守正创新。      

早期政治发展理论流脉及其价值探讨

20世纪西方早期政治发展理论,是其时特定政治实践及欧美学术背景下兴起的一个理论流脉：其研究路径,体系功能、社会进程、比较历史、政治文化等;其内在主题,为低度发展国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论证方向与条件;其理论阶段,强调发展普适主义阶段及偏倚政治权威理性化阶段。其理论缺失的根源是价值偏执。其理论现实意义：为政治、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借鉴。     

政治与政治学的概念互通：必然障碍及可能路径

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有外来引入、传统赓续、田野提炼与官方文本扩展四种路径,而对后者互通的可能性问题鲜有讨论。一方面,政治与政治学之间难以概念互通。其中,在适用条件上,政治概念的非历史性遭遇政治学概念的高度情境性;在意涵性质上,政治概念要求语义唯一性,而政治学概念是多义性解释;在目的指向上,政治概念是证成国家权力合法性,而政治学概念是理解与解释政治现象。另一方面,两类概念可以有条件实现互通,包括共享价值前提与情境条件;政治概念的语义处于政治学概念多重语义的核心位置;二者内蕴共同的政治理想与目标。由此,二者互通路径是,概念及其特定语义在运用于官方文本之前,需要政治学对概念所有语义进行充分的理论阐释与经验论证,一旦成为政治概念,需要政治学进一步廓清其适用范围、操作化测量与评估限度。     

权威的来源及其合法化问题

权威的来源及其合法化问题一直是古今中外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对权威的基础进行分析是必要的,即暴力是权力的基础,而权力又是权威的基础。在了解了权威的基础后,就要分析权威的来源,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其中莱斯利.里普森、马克斯.韦伯以及卢梭的权威来源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权威的来源明确以后,其合法性问题便成为研究的重点,目前影响较大的有经验性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规范性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以及哈贝马斯和亨廷顿也对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通过借鉴权威及其合法性理论对论述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权威是有所帮助的。     

时代更新背景下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新方向

政治学理论是时代政治精神的结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学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三大发展主轴。这些阶段和主轴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意识和反思意识明显增强,摆脱对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依附、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已成为共识。在这一目标的导引下,涌现出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等诸多理论建构尝试,它们从不同角度倡导建立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代变迁推动着政治学的发展转型,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充分挖掘本土议题、反思和重构概念体系、形成新的政治学命题和证成中国文化价值,将是政治学理论下一步的主要发展方向。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 ——基于政治学的视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自身的机理,理由是环境问题、环境事件和环境治理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即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政治可行性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简介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前身是1919年建立的山西大学法科政治学门，1931年独立建系。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史上，学院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邓初民先生等多位国内知名的政治学家曾在学院任教。1986年，应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势易权移的政治学诠释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视角 ,对 2 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持久抗衡、意识形态迷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宪政建构过程中的非法制化因素 ,导致了中央权威资源的缺失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纷争、国民政府政治组织功能的衰退和政党内部自改革运动的失效 ,导致政权内部权威资源流失和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停滞 ;驾控基层政治权力能力的弱化、重建地方政治权威的失效和政权“组织成本”的超常庞大 ,造成了政权基础的脆弱和地方基层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缺失导致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整合失灵 ,政治合法性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的总危机 ,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政治沟通”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基于中外文献的一个考察

政治沟通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现象,可以说,自从有了政治就有了政治沟通.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政治沟通却是一个年轻的议题.与政治学的其他研究主要围绕权力、权利、利益等不同,政治沟通主要关注信息、对话、理解与共识,并以此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政治沟通不仅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域,也启发了对其它政治学问题的重新认识.从中外文献来看,政治沟通理论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三论”阶段、政治传播阶段和网络政治沟通阶段.而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三个阶段也反映着实践中的与历史中的政治沟通.在此将以中外文献为研究基础,提出政治沟通理论发展的这样三个历史阶段以及不同阶段的理论原型的特点.     

论政治范畴

“政治”是全部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明确科学的政治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项基本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但要研究一般的政治,尤其要研究无产阶级政治,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不仅把政治学的研究推向深入,而且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党性立场和实践意义。一、政治的规定性尽管两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生来便是政治的动物”,而且还写了颇具规模的《政治学》,然而,政治的科学定义是什么?却一直是个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无疑,这跟政治学的特殊性有密切关系。政治学有着比其他社会学科更加鲜明、更加强烈、更加直接的阶级性或党性。历史上,从事政治研究、从事政治学著述的人,都是各个阶级或阶层的积极的政治代言人,有的就是它们的政治家或领袖人物。因而,他们对政治范畴的规     

马克斯·韦伯合法性思想评析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马克斯·韦伯第一次对政治合法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使之成为经典理论。韦伯合法性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统治者如何统治,而不是统治者为何统治。权威与服从,是一种政治现实,而非价值判断。合法性基础可分为三种：对传统的遵从、对超凡魅力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唯有法理型统治才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韦伯的合法性理论极富开创性,但抽去了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价值反思内核,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化、工具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