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与市场之外——村民利用自组织自发供给公共物品的实践探讨

以往关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多强调国家或市场这些村庄外生力量的作用,对村庄内生的力量则有所忽视。文章基于实地调查认为,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依靠村落自组织力量。本研究发现,村落自组织利用村落社会资本有力地促进了村民在公共物品上的合作。具体而言,村落自组织利用宗族网络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益;村落自组织利用声誉机制、舆论机制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益。文章建议,在当前的农村社会建设中,要妥善挖掘并保护有利于农民合作的传统资源。     

资源下乡与村民动员路径创新——基于乡村自主性视角

自农业税费取消后,资源下乡成为国家形塑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国家通过资源下乡实现村庄有效治理的主旨在于能够动员村民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激活村庄自治活力。实证研究发现,资源下乡实现村民动员的关键在于,通过平衡规则输入与行政赋权充分发挥乡村自主性进行机制创新。乡村两级通过转化国家资源配置规则、协商民主融入村民自治组织、将政治领导与社会动员结合等方式实现精英吸纳和资源有效输入,激活了乡村自主性。资源下乡实现村民动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将下乡资源转化为村庄公共事务重塑乡村社会的利益关联以激活村民自治,在此过程中对关键性节点进行弹性化督查以激活基层干部的主体性,明确动员的对象和内容,用村民组织化动员替代科层制内部的政治动员,真正实现将下乡资源转化为动员农民组织和参与的物质基础和事务抓手,为乡村振兴具体实践机制提供启示和参考。     

发展与驱动：当代村落精英的社区角色分析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村落精英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村庄政治行动中,可以动员村民的选举参与、普及政治知识、参与村庄治理;在经济活动中,他们则是积极的市场参与者、市场风险的承担者以及专业合作的推动者;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则传播城市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以及影响着村民的价值观念。     

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思考——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农村公共物品关乎农民日常生活,同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具有兼顾公平与效率、吸纳整合社会资源、满足多样性需求等优势。现实中由于多种原因,这一供给模式面临着制度认同障碍、公信力危机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引入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资本理论倡导的网络、信任、合作规范等概念的视角分析民间组织参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意义和面临困境,进而探索推动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新路径。     

村庄类型与农民公共精神的差异性呈现——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的比较

根据村庄社会关联形式和性质的不同,分别从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关联度评价、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意愿和价值评价、对待村规民约的态度、对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行为及村民日常生活中寻求帮助的方式选择等维度对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三个村庄农民公共精神表征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关联程度和性质不同的村庄农民公共精神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农民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价值认同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行为都高于社会关联度相对较低的村庄。因此,建议通过加强对农村社会公共文化生活的重构,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理念。     

社会资本: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个新视角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学者建议鼓励农民合作以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农民合作中,理性算计的农民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无法克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等行为。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前提,使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以及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动机分析——基于对闽西M村的个案研究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是基于不同的动机,其中包括主观性动机、客观性动机、功利性动机、价值理性动机、物质性动机、非物质性动机、个体层面动机、村庄层面以及宗族层面的动机.在熟人社会中,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不纯粹是为了经济理性和客观利益;生活在熟人社会网络中的他们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闽西M村村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性活动中达成合作的事实表明,公共物品的供给有利于建构村庄的秩序.     

村民理事会参与乡村公共性构建：作用、基础与路径——以安徽省怀宁县大洼社区为例

乡村公共性建设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动员主体逐步由国家政治性动员走向社会自主动员。在此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治理单元偏大、村庄内生性治理主体缺位等问题,村民理事会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一个超越个体和家庭层面存在的组织力量,它在动员村民参与构建乡村公共性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以往对村民理事会的研究忽视了其作用发挥的空间场域,以村民小组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构成了乡村公共性生长的内生社会基础。在熟人社会的空间场域内,通过有效构建并利用共同体认同、正视村庄阶层分化、采取逐步动员等路径实现对村民的有效动员,可以增强乡村公共性。     

农村公共服务的自主供给困境及其治理路径

作为最原始的供给模式,农村公共服务的自主供给是指村社居民承担成本、主动参与到公共物品或服务生产提供的过程,表现为家庭自我供给、村民团队供给和村庄集体供给等。虽然其对政府、市场和志愿供给的补充有效缓解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匮乏的困局,但理性选择框架下的利益博弈和村社道德缺失、政府角色缺位等限制了自主供给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存在资源浪费、供给不足、合作失败等困境。重塑乡村社会资本、完善服务供给机制、重新定位政府角色等成为可能的路径依赖。     

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基于"熟人社会"的场域

沿袭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对异质性分析的思路,基于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场域,分析该场域条件下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问题.重点分析了在"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乡村精英组织参与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激励机制.通过模型分别论证了乡村精英以及其他普通成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激励相容性,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实现路径.     

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多维理论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

本文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适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正式制度和乡土制度的博弈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一个乡村制度框架保障;通过改造和升华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大力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现代社会基础;通过多中心治理体制促使同时满足乡村公共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善治体系的形成.     

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及其治理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模式是政社合作型。政府与村庄之间在资源上的相互诱导与吸引,导致资源低效、浪费和不均衡不合理供给,即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主要源于政府自上而下项目激励、村组干部横向社会竞争和村庄自下而上资源吸附三重机制。化解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问题,可通过包干式资源投入、监管结合的村财制度和落实村级民主参与制度等,对“公有”和“共有”的“公共池塘资源”进行有效治理。     

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

在后乡土中国,组织断裂、文化断裂及精英断裂的出现极大降低了社会的整合度,使社会断裂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绩效所必须着重解决的基本问题。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现阶段,为了稳固治理有效的根基,党的领导需以重整乡村社会为着力点,强化村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重建互惠共识的公共文化,再造公益导向的村庄精英。实践中,要以强化村级党建为依托重构组织资源;以再造公共空间和激活传统文化入手引领文化复兴;以助推新乡贤衍生和驻村干部融入引领精英供给。     

社会资本: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变量

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思路,它可以有效弥补农村单中心治理绩效低下的不足.乡村协同治理需要各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可以为乡村协同治理提供信任与合作的网络,它与乡村协同治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正负效益都影响着乡村协同治理的绩效.因此,在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要关注社会资本这个变量,转型传统社会资本、培育新型社会资本、鼓励农民参与.     

精英"化缘型"供给——村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一典型个案的分析,提出村级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精英“化缘型”供给模式。该模式产生的背景是缺乏集体积累的贫困村庄主要依靠外援来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村庄精英的奉献精神与丰厚的社会资本成为供给的源头。然而,村民的漠视、两委本身的分歧、村级财务监督机制的缺乏等村级治理方面的问题将严重影响制约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持续性与完善程度。     

多中心治理:新农村的治理模式

将多中心治理理论引入新农村建设,能够改变政府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性管理和控制,让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秩序维系、冲突矛盾化解等多个领域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拉近地方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恢复草根民主和公共精神。应尽可能地实行多层次的地方治理,依靠政府、市场、民间组织、农民等多方主体的协商合作来解决农村公共事务问题。     

中国藏区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研究

藏区公共物品供给从传统的政府单一供给走向了政府 、企业 、非营利组织和居民等合作的多元供给,形成了"一主导二辅助一参与"的供给格局,即政府居主导,市场 、社会组织辅助,社区居民参与.同时,藏区公共物品供给展现出的是一种合作供给网络.在组织间网络视角下,藏区公共物品合作供给的优化依赖于政府角色的转变 、互惠合作的建立 、互动协调的改善.     

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融合研究

我国法定村级治理模式是村民主导的自治模式,但实践模式是由少部分人主导的精英治理,不能对普通村民的诉求作出很好回应。基于传统接续与现实基础,乡村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并在引领乡村社会发展、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发挥示范引领功能、促进村庄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在治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现实冲突,具有向村民自治转化的必然。通过健全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完善乡村精英外在制约机制和内在道德约束、提高村民民主参与意识等策略,使乡村精英治理逐渐过渡为广泛参与的村民自治,在融合过程中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     

公共物品供给侧改革问题探析

众所周知,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多样性、公益性等特殊属性,公共物品并非如私人物品一样能够在市场前提下有效配置,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总是面临重重困境,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和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腐败、低效甚至无效等弊端日益显现。因此笔者认为在提倡供给侧改革的今天,应从创新市场化运作方式,为公共物品设置排他性出口,加强社会合作,实现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环境的法治化建设等方面入手,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