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及其实践论内涵

从实践论的角度,对致良知学说进行深层次的解读.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良知与致良知.王阳明到晚年才提出致良知说,被他的门人奉为晚年的亲切教训,致良知的提出标明阳明心学已完全成熟,臻于化境.     

“致”良知与“信”良知——良知教的实修方法及其难点

致良知教是实修的工夫,其工夫的难点在于,起始阶段由于良知的力量不足,导致为善去恶工夫的艰难.针对此问题,王龙溪的解决办法是纯用良知,不许意识掺入;其路径是就当下一念,返照心源;其下手处和动力是对于良知的“信”.龙溪之“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是其悟前工夫,并非顿悟之事.龙溪的工夫路径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并将阳明学的内涵充分显发出来,但亦有属于自己的难点.“致”良知与“信”良知路径虽有所不同,但可以相资为用.     

道德主体性视域里的王阳明“良知”学说

王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学说是整个学问的核心,体现了整个阳明心学的深刻内涵。良知体现了王阳明对于人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已经摆脱了仅仅关注外在“天理”的阶段,开始注意到了理在融入人心之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力量。我们认为,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学问,它关注的重点在“人”,实现了人的道德性存在的意义。良知,是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是社会的客观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转化为自律的结果,是道德主体以内心的道德法则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自控的能力。强调良知的作用,就意味着强调道德自律,强调道德现象中的主体地位,所以说,“良知说”是主体性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集中表现。     

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探微

以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为研究对泉,对“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认为“良知”包含最高的精神本体、植根于心里的天理、至善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三层意思,“致良知”的工夫包括“无事时存养”“有事时省察克治”两种,而“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的连续互动过程是“致良知”学说的必然呈现,并概括总结“致良知”学说中包含的自律精神、自主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     

论晚明“世说体”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中晚明随何良俊《何氏语林》对其的模仿与研究过程中逐渐受到士人们的关注,特别是万历朝兴起了一股模仿《世说新语》进行创作的热潮。这些“世说体”文言小说体现了复古与革新、收罗广博与关注现实等特点,这与晚明政治黑暗,思想界反程朱理学的个性解放思潮及文人固有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关系。     

论王阳明“致良知”的教育哲学

今年 (1999年 )是中国明代思想家王阳明逝世 470周年 ,为纪念这位历史文化名人 ,阳明故乡浙江绍兴举办阳明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文专门论述阳明的教育哲学思想 ,认为王阳明的教育观是他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致良知”是阳明学的核心和基石 ,也是阳明一生讲学的宗旨 ,它也具体地体现在阳明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及过程之中     

略论王阳明“致良知”的德育思想

阳明的道德教育观是他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致良知"是阳明学的核心和基石,也是阳明一生讲学的宗旨,它具体地体现在阳明德育目的、内容、方法及过程之中。阳明德育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值得我们从中学习和借鉴。     

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治心”思想

"良知本有"、"良知即准则"与"致良知即格物",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蕴含的重要内容。他的"治心"思想与其"致良知"学说紧密联系,"治心"实际上就是在"吾心之良知"上做工夫,使"吾心之良知"得以展现和扩充,在具体的"治心"实践中,与其"致良知"思想相一致。王阳明主张反求其心‘推行仁政与兴办社学,既注重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还发明了教化民众的各种措施,彰显了他内心的良知又防止了心的陷溺。王阳明的"治心"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治心"理论,对于个体生命问题的解决乃至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简论梁启超的“本体论”和“致良知”思想

梁启超称他是清学“蜕化衰落期”代表人物之一,这是一个有时代含义的自我评价。考察梁启超的哲学思想,确有“时代性”的某些特征:1.援引近代科学某些概念、知识(尽管“浅芜驳杂”)于哲学领域,从内容到形式开始突破中国古典哲学的界限。2.近     

晚明“欲”观念的审美内涵

晚明时期,长期被束缚的自然感性欲望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文人以感性欲望的满足为人生重要目标.晚明文人的欲望追求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精心经营之上,包涵着复杂而丰富的审美内涵.首先,对感性欲望的关注极大拓宽了审美视野,“欲”的满足和转化意味着人的解放,象征着美向日常生活的回归;其次,文人在欲望追逐中沉醉与彷徨,努力在日常生活的领域建构人生理想;体验到的除了生命本真的快乐与价值,还有对欲望复杂涵意的反思,反映了文人的精神挣扎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

封建社会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要是“上之是非”,但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提出“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于天下”和“公其是非子学校”的主张。其主要根源是,明中期以来苏松地区赋税之重和社会变迁使他们对赋税等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议论、批评,西北水利的失败和东林党人的遭到镇压,使他们认识到是非标准问题的重要,而江南学者之间也有学术交往和思想影响。其是非之论的实质是要求江南富户对国家大事的决定权;他们关心江南民生利病,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关心江南“有田者”即富民的经济利益,反对朝廷对东南的经济掠夺。     

晚明旅游者研究之“山人”解析

晚明的山人群体,是在晚明旅游大潮中出现的新社会团体,他们既要具备一定的文字能力,又要有广泛的旅游实践,通过传播旅游文化,获得权贵的认可,以谋得衣食之资。这一新群体的出现,既是晚明群游风尚的需要,又是群游队伍的重要组成。山人阶层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晚明旅游的内容,为旅游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其游走权门的团体特征,亦使之获致了较差的社会风评。     

论晚明公安派文论的“新变”思想

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文论，从识时通变的文学史观出发，以独抒性灵的创作论为核心，以求趣入淡为审美批评标准，相当系统地构建了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派文论截然对立的、以力求新变为鲜明特色的文学理论。尽管公安文论的新变主张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片面、偏激的弱点，但它大胆地要求文学抒发个人的情感，表现一己之真我。这些要求和做法实际上已经突破了长期以来统治诗文创作的文统道统，使中国古代传统的诗文第一次孕育出近代的意味，从而具有文学史上的积极意义     

论晚明士人的“尊女”观

晚明士人“尊女”观集中体现为李贽“男女平等”说和士人“女胜于男”说。两者在其构建路径上都存在挖掘女强典范来对比男弱的思维取向。士人“女胜于男”说旨在彰显女性崇高的道德和行为,有从两性道德向日常生活层面拓展的过程,也是明代士人“尊女”观影响逐步加深的表现。李贽“男女平等”说是明代士人“尊女”观走向伦理纲常对立面的结果,亦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思想领域动态统一被打破,社会思想独立性的凸显。对李贽“男女平等”说既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发展去过誉和捧杀,也不能过于强调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忽视其进步性。     

“二拍”中的晚明女性生活刍议

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新兴的市民阶层诞生并发展壮大,带来市民文学的繁荣。同时,市民意识的出现、思想领域中王学左派的兴起,使得人们思想得到解放,人性得到重视。在二拍中,许多篇章借用文学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女性生活,主要体现在恋爱婚姻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方面。     

致良知•明道义•行仁智：儒家智德的现代义理

[提要]智德是美德伦理学的基本德目,于诸德性中具有前提性或基础性的意义,然而重伦理德性轻理智德性也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儒家智德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内涵——致良知、明道义、行仁智,并付诸人生实践,由此展现出不同于西方智德的鲜明特质。以现代眼光视之,致良知聚焦理智德性,明道义专注价值理性,行仁智凸显实践智慧,儒家智德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现代义理。对于推进社会道德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儒家智德的现代义理具有丰富深刻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晚明戏剧中的“巴洛免”艺术特点

晚明戏剧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思想内容单薄平弱;二、形式技巧刻意求工;三、“巴洛克”式特点。本文拟从阮大钺、吴炳等戏剧创作所体现的“巴洛克”现象入手,略陈浅见以期引玉。     

王襞的“良知不容己”观点与他的主心学说

王襞认为,"心"具有通变神应之功效。心为主宰,人的一切行为皆由心之所发。他认为,"真机不容己",良知体用乃"心之官"也。"心"体"虚明",才能容纳,才能拓展。所以一方面要发挥"心"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强化"心"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