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绩效与执政合法性资源

执政合法性资源会随着社会发展出现变动。意识形态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资源,后被经济绩效取代。当前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凸显,经济绩效提供合法性的能力在减弱,公共危机管理绩效成为新的重要合法性资源的生成点。为培育和获取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资源,政府应注意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权力进行约束,规避权力与责任隐性不对等带来的风险,并逐步向社会转移权力。     

中国公共管理体系中的非政府公共组织——以共青团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探索为例

在全球性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转变的行政改革运动中，非政府公共组织成为公共管理的新兴主体。在中国，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管理的多元治理模式正在形成，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范例，共青团组织在不断拓展社会职能中探索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机制，逐步实现自身角色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实践提供了经验。     

罗尔斯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

在祛魅的时代,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已无法诉诸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学说,而只能代之为全体公民所认同的公共理性.在通过公共理性来求得法律合法性的过程中,罗尔斯首先界分出具体法律规范与宪法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宪法的合法性是其合法性理论的核心.公共理性对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证明,一方面为其奠定了一整套实质性正义原则,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程序性的指南.公共理性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为整个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作出证明,而且也为司法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公共理性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平等价值的弘扬,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才使得法律能够更具可接受性。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村级公共权力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与乡村治理都是围绕着村级公共权力展开。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被赋予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基本内涵,随着农村社会分化情形的不断加深,进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出现分化,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些现象与当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关联,既反映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性,也能够为分析村民自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思路。     

公共管理哲学研究论纲

公共管理哲学研究的核心任务是从哲学反思与批判的角度研究公共管理生活。须以诠释公共管理哲学的定义为基础,认定公共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探究公共管理哲学研究的理论来源及实践依据;继而确定公共管理哲学研究包括公共管理生活、公共管理人性、公共管理利益、公共管理理性、公共管理价值、公共管理方法、公共管理发展等主体内容;进而阐明公共管理哲学研究具有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纵深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容体系和提高公共管理活动的自觉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价值。     

论公共管理的历史与逻辑

运用文献分析和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研究方法,首先评析了近代以来依次在公共行政平台上呈现出的几种理论形态:以公共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为中心的社会契约论;以公共组织的效能性为中心的官僚制理论,以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中心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公共决策的公民参与为中心的商谈民主理论.以此历史线索为据,提出了公共管理理论的逻辑结构为:以公共利益为逻辑起点,以公共权力、公共组织、公共产品为逻辑中介,以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为逻辑凝结.进而把公共管理理论所应解决的基本问题界定为:采用什么样的公共决策体制提供公共产品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论公共问题管理

公共问题意味着社会公众的共同期望不能转化为现实,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遭受威胁,社会发展受到影响。公共问题管理就是在公共问题发展到危机之前,公共权力主体作出决策,改变公共问题的发展进程,维护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和谐。公共问题的成功管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公共问题生命周期由问题起源、扩散影响、问题成熟、公共焦点四个阶段组成。公共问题管理程序实质上就是公共政策过程,包括问题初识、问题分析、作出决策和决策实施等阶段。有效地管理公共问题必须运用适当的策略和遵循正确的途径。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问责制

公共危机具有不可避免性,而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更加剧了公共危机的发生及蔓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引入问责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既能对失责官员产生惩处效果,又能对公共危机产生预防效果。为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问责,中国应当进一步规范问责主体及其权力、问责客体及其职责、问责事由及其情形、责任承担种类和内容,并完善问责程序。     

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主要是指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种对政治结构秩序的认同和忠诚性危机,它属于现代性危机的一种表现,根源在于政治经济系统双向蚕食公共领域,使得公共领域逐渐丧失了政治批判、监督、审视、沟通协商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应该形成具有独立空间力量的"交往共同体",最终将之建构为一种不断产生实质性的批判、辩论、审视的公众认同和忠诚的机制,并源源不断地产生合法性的源泉.     

论核心价值观的原始发生:合法性与合理性

合理性与合法性是研究核心价值观之原始发生和核心价值观本身的两个维度,须优先加以确定,因为由谁来制定比制定什么更具原初性.从可能性意义上说,个体、组织和政党都可能是核心价值观的制定者,因为其存在的合理性乃是其拥有制定权利的先天基础,这既是承诺也是共识.然而,只有政党才是事实意义上的制定者.何以为此?从深层意义上说,个体和组织并非没有意愿而是通常无法完成此任;从表层意义上说,政党拥有着为个体和组织所无法拥有的物质(政治上层建筑)和精神(思想上层建筑)条件.事实上,权力者集团通常是以人民的名义制定核心价值观的,也以承诺的形式实现价值观的.然而拿什么证明这种名义和承诺是合理且合法的呢?辩护与批判是我们研究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两个立场;公共理性与公共价值是我们解决核心价值观的根本道路.     

现代性、合法性与中国公共行政重建

转型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迫切要求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寻求中国公共行政未来之路。这需要从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角度回溯公共行政的发生与发展。公共行政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一方面推进了现代性的进程,另一方面公共行政也陷入了现代性带来的困惑,由此加剧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转型中国的本质是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但这种现代性具有残缺性,即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这与宪政精神具有冲突性。在现代性宏大叙事背景下,完成中国现代性是中国公共行政的重要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超越现代性之后的宪政建设。     

论公共行政人员德性正义的实现困境与路径选择

公共行政德性正义是公共行政人员应具有的最主要的美德,但公共行政人员德性正义的实现面临着自由裁量权和道德的困境,这些困境是用公共行政制度和外在的法律都难以解决的。道德代理人理论则从德性论的维度对公共行政人员应具有什么样的的德性正义提出了要求。从德性论的角度看,道德代理人不仅应当遵循道德原则,而且还应当承认道德是他们的委托人。作为从事正义事业的公共行政人员,必然是正义的道德代理人,正义道德是他们行动的最高委托人。道德代理人理论的提出,使得公共行政人员德性正义的实现成为可能,也为解决当今公共行政中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条理想的路径选择。     

目的与手段:公共管理中的双重正当性分析

根据\     

公正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首要价值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人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的经济市场化和彻底的商品化打破了人们原有的生活基础和背景体制,人们的精神要求也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积极主动参与公共管理,要求公正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首先论述公正的概念、内涵,继而讨论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认为公正应被视为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首要价值,提出了其作为首要价值的必要性及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内公共行政正义研究述评

公共行政正义的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对公共行政正义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将正义、公正作为行政伦理的基础价值观、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2)将正义、公正作为政府行政的伦理目标和价值导向;(3)将正义、公正作为公共行政主体的道德原则和重要德性.正义是公共行政的基础价值,公共行政正义既体现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也蕴涵着公共行政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公共行政人员德行的体现.     

论公共行政价值的层次性

公共行政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包括价值主体的需要、价值客体的活动和行为以及价值客体的活动和行为对价值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同时明确公共行政价值,对于公共行政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认为公共行政价值由三个层次构成:作为基础性价值的秩序、作为核心价值的效率以及作为终极价值的正义.     

论监督行政的有效性与社会公正

监督行政是防范和制止行政主体及公务人员行政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规范的监督行为,从社会公平正义、在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和障碍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方面阐述了加强监督行政的有效性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进而就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力量监督行政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完善监督行政体制机制,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将全程监督纳入行政体制,扩大公众参与对行政的监督力度,加强新闻媒体监督行政的广度和深度等措施,加强监督行政的有效性,从而推进社会的和谐与公平正义。     

论公共行政民营化的法理基础

公共行政民营化一般分为组织民营化与任务民营化,具体形式更是多样化。国家任务、国家权力的范围与运用都涉及公共利益。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理论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调整,一般来说,公共行政民营化实施没有法理障碍,即使干涉行政也可以通过功能、手段实现民营化,但考虑民营化涉及到公益以及人权保障,原则上仍有法律保留的必要,只是密度大小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