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秦可卿——与刘心武先生商榷

著名作家刘心武对《红楼梦》小说人物秦可卿的分析研究和“揭秘”，不符合小说文本的实际描写，只是一种臆测和猜想；分析人物形象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到作品本身，从作品的客观描写中去分析、去体味、去研究。     

与余大行先生商量

余先生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的第四期里发表了《研究逻辑不能违反逻辑》一文。这篇文章,大节凡三:曰“不能混淆概念”,曰“不要自相矛盾”,曰“论证和反驳要讲逻辑”。小节凡一十二。这对我说,颇有好处,颇便于进行针锋相对的商量。     

公德与私德——与陈晓平先生商榷

公德租私德是道德领域中两个重要概念。它不仅涉及到各自的准确界定问题,同时也涉及到相关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问题。陈晓平先生在《开放时代》2001年12月号发表的《公德私德研究》,试图综合张华夏和盛     

翻译标准有无必要——与周兆祥先生商榷

一、是“死胡同”还是“里程碑”香港大学周兆祥先生在他的文章《翻译的准则与目标》中(见《中国翻译》1986年3月号),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翻译应不应该有准则?他的观点是,“学翻译的人说翻译的原则是XY Z有什么好处——即使这是一向为大家公认的‘真理’?”周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他对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时至今日,快一百年了,我国论翻译方法的文章,也总是拿“信、达、雅”做准绳,这种现象太可哀叹了。”这是“中国翻译理论的死胡同。”严复是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曾花了十三年翻译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等十部     

古代儿童诗之我见——与金近先生商榷

金近先生在《新时期的儿童文学》一文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国自古以来有诗的传统,说我国是个诗的国家并不过分。但是,古代诗歌中除民间流传的儿童歌谣如‘摇摇摇,摇到外婆桥……’或‘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儿童诗。至少有     

也评克伦威尔——与蒋孟引先生商榷

对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奥列弗·克伦威尔(1599—1658年)的评价问题,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它既密切关系到对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一新贵族和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评价,也密切关系到对整个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评价。     

刘禹锡氏族考辨——与卞孝萱先生商榷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唐代著名诗人。他的优秀诗篇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卞孝萱《刘禹锡年谱》等,为刘禹锡诗歌爱好者和研究工作者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但其中有些考证,似欠确当,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儒学非宗教论——与任继愈先生商榷

儒学即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思想体系。此学说自孔子建立,特别是汉武帝定为一尊以来,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三教九流,都是以儒家为尊为首。可见儒学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儒学本是一种世俗的学问,但古人却把它与佛、道并列为三教。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儒学的本质是什么?一般的人都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是任继愈先生,在《论儒教的形成》一文中认为,儒学是宗教,“是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宗教。近几年,任先生又在其文章和书中,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对此,我们不敢苟同。要说明儒学到底是不是宗教,应先弄清什么是宗教这个问题.“宗教二字本来源于佛教,     

年号探微——兼与史苏苑先生商榷

本文对年号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新看法,认为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史苏苑《年号的起源与变迁》一文有若干可商榷之处。本文认为,年号之始是在汉武帝登基二十几年后而非即位之初;改元之事先秦已有而非西汉方有;帝王改元多有其具体原因及目的而非“政治惯例”;年号出现之后的改元必用新年号而无改元不改号之事;北宋并无“九年一改年号”之事,等等。本文还对年号的择定、年号与纪年等问题作了探讨。     

凸现主流与兼容并蓄——与李魁贤先生商榷

自《现代台湾文学史》问世以来,我们看到不少对它的评论,其中,台湾文学史的架构问题,似乎成了学者们注意的中心。李魁贤先生是台湾著名诗人兼诗评家,对台湾文学亦有颇深的客观思考。李先生对《现代台湾文学史》的关注和热情以及他对文学史架构的批评意见,使我们找到了又一位可以探讨问题的同行,对此我感到鼓舞和兴奋,并愿意就李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商榷,以便把这部史的修订工作搞得更好。     

薛宝钗另无情缘——与田同旭先生商榷

田同旭先生撰《薛宝钗另有情缘》一文 ,认为薛宝钗婚姻之最后归宿 ,在贾宝玉出家以后 ,再适贾雨村。[1] 今据《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中词曲、册图的谶语式暗示 ,以及看到八十回后原稿结局的脂砚斋批语的分析 ,薛宝钗另适贾雨村之说不能成立     

崔浩死因探微——兼与张孟伦先生商榷

北魂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主修国史的司徒崔浩被族诛,成为直笔史官遭受惨祸的突出事例。崔浩的死因,由于史书语焉不详,后代学者又生种种推论,直至现在出版的一些中国史学史上,仍说法不一,未能给读者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关于崔浩之死,《魏书》、《北史》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北史·崔浩传》说: 神(?)二年(公元429年),诏集诸文人摭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闵堪、赵郡(?)     

人本信息观质疑——与肖峰先生商榷

人本信息观否定了自然信息的客观存在,无视真理性信息问题,混淆了信息与消息,用"消息"替换了"信息"范畴,走向了唯我论。哲学的解释力表明哲学理论应可以解释科学概念。虽然人本信息观在为"人本"方法争取领地,实则伤害了信息的哲学与科学价值及其作用,有害于"以人为本"理念,在理论上也是立不起来的。     

孟德斯鸠共和国思想初探——与陈定宏先生商榷

孟德斯鸠及其思想体系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占有相当显要的地位,近年来我国史学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在所有有关孟德斯鸠政治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中,一味强调其比较保守的君主立宪政体的主张,认为他主张共和     

论开皇之治——与齐陈骏先生商榷

隋文帝杨坚是个励精图治的封建皇帝,他所统治的开皇年间史称“开皇之治”,是隋唐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但在史学研究上却一直处于薄弱的环节,齐陈骏先生在《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撰文对开皇之治进行了论述,实塞漏补缺,开讨论之先声,甚有意义。不过有些观点看来需要商榷。本文谈一些不同的浅见,向齐先生及史学界请教。     

論泰州学派——与侯外庐先生商榷

泰州学派及其特色明代中叶,王阳明发展了陆象山的学说,建立了一个与当时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相对立的学派。阳明把封建社会的道德原则说成是人人所先天具有的“良知”。他认为如果人们能够经常保持、培养和扩充这个固有的“良知”,就能达到圣人境界。这种学说,比之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支离工夫要简易直截得多。它为沒有文化教养,或者很少文化教养的人们指出了一条“作圣之路”。所以这个学说比之程朱理     

冯子振籍贯考——兼与易小斌先生商榷

元代著名词曲家冯子振的籍贯共有五种说法,即东海说、攸县说、湘乡说、宁乡说、双峰说,而以"攸县说"最为盛行。然据传世文献及冯子振故居、墓地、后裔等佐证材料,可证冯子振籍贯是湘乡县。     

论普遍价值——与陈先达先生商榷

马克思在其许多经典著作中从＂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立场出发,肯定了人的实践的＂共同性＂和社会意识的＂共同形式＂,肯定现实感性的＂共同的利益＂的存在。为普遍价值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普遍价值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普世价值＂有根本区别。普遍价值具有客观现实性和重大现实意义。     

准法律推定质疑——与褚福民先生商榷

依据和效力是区分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的标准,依据影响效力,但有时依据范围的划定也受效力的指引.以依据的非司法解释性和效力的“强制”适用性为基本特征的所谓准法律推定,不具有成为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之外的独立推定种类的适当性和必要性,将其纳入法律推定的范畴予以创制和规制应当成为当下我们相对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