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锐藏族女性服饰及其文化特征

华锐藏族女性服饰在具有一般藏族女性服饰尤其是安多藏族服饰特点的同时,也有其比较鲜明的独特性。通过详细描述华锐藏族女性服饰,进而探究华锐藏族传统服饰体现的文化内涵,一来有助于从服饰文化中探知华锐藏族部落历史;二来可以让人们了解这个部落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相互的影响,从而为华锐藏族女性传统服饰的保护尽绵薄之力。     

嘉绒藏族村落社会的宗教文化——以大渡河上游的沈村为例

藏区的宗教文化既独特,又多元。在嘉绒藏族的村落社会中呈现出两种传统宗教,二者并不排斥,村民都接受和认同。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两种宗教同时存在是一种大小传统的关系,它们互为补充,在互动中共存。通过村落社会的微观场景来观察村民的信仰文化,有助于对嘉绒藏族底层社会宗教文化的理解。     

论山南地区藏族服饰的文化意蕴

山南地区藏族服饰是山南地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南地区藏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表现了山南地区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人文特征、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内涵意蕴.山南地区的民族服装种类丰富多样,特色鲜明突出,深受拉萨以及日喀则两地服饰特点的影响.这些地区内的各县所呈现的服装样式虽然有许多的共同点,但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比如在服饰的色彩、布料、装饰、做工等方面具有山南地区别样的地域差异性.正是因为这些地区服饰所具有的浓郁的地方民族特点和艺术特色,才让我们能够透过山南地区藏族服饰的艺术特色,可以看到山南地区藏族人民漫长的历史变迁之路,体验其文化意蕴.     

民居接待产业化:嘉绒藏族牧民增收的一条新途径

嘉绒藏族属于藏民族的一支,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嘉绒”是“东方嘉尔木察哇绒”的简称,意为藏区东部与汉区的结合部,世居此地的藏族被称为嘉绒藏族。嘉绒藏族世居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的15个乡镇,总共有5万多人,长期以来与汉族、回族和羌族等民族杂居,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最近在藏民族地区的实地考察发现,嘉绒藏民族利用其特有的民居建筑———碉式藏寨———这一独特的人文资源,发展“民居接待”的特色旅游业。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增收方式的一次重大创新,是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民居接待产业化”发展模式值得推…     

论四川嘉绒藏区铠甲舞的藏传佛教文化背景

一、嘉绒地区藏传佛教历史与地理环境关于“嘉绒”一词的由来 ,学术界争论颇多。所谓“嘉绒藏族” ,实际上是 1 954年在民族识别中将原有“嘉绒族”归入藏族后才出现的称谓。① 而对“嘉绒”一词的解释 ,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是 :“靠近汉区的山谷地区的通称。”② 从实际的地理状态来看 ,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故而有学者认为 :“‘嘉绒’一词并非族名 ,而是对一个地区的泛称。”③ 也有学者认为 :“‘嘉绒’表示了汉藏两族文化交融汇合的意义。”④“在藏语中 ,‘嘉’为汉族 ,‘绒’为溪谷之意 ,联称即为靠近汉族的溪谷居民。”⑤ 从历史上看…     

嘉绒藏族的姓氏文化与村落社会的传统互助——以甘孜州沈村藏族为例

在嘉绒藏族的原生态文化中,独特的姓氏制度可以追溯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父系来源,实现父系继承关系,这是姓氏制度的内在功能;以"房名"为血缘特征的姓氏文化和联姻形成的姻亲关系,成为村落社会中的二元亲属关系,通过亲属关系结成了村落社会的互助网络,这是姓氏制度的外在功能.在传统的村落社会中这些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作为嘉绒藏族的文化认同现象,迄今保持不变.     

圣俗嘉绒——《嘉绒藏族历史明镜》读记

<正>《嘉绒藏族历史明镜》(以下简称《明镜》)是由2009年藏文书籍《■》(2)(《嘉绒藏族历史》,2002年)编译而来的,原著由嘉绒藏人白湾·华尔登历时十年的材料收集、实地调查写就。在保持原著主题的基础上,编译者经过适当剪裁和少量史料补充,将原来的29章编译精简为11章,主要内容未变,大体仍旧按照远古、古代、近代的编年顺序,叙述嘉绒藏人和嘉绒藏区历史的源流和演变。11章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部分:嘉绒与象雄和吐蕃的渊源考辨,嘉绒地区的历代政治形态、宗教与文化,与宗教相     

青海安多藏族兽皮边饰变迁述论

青海安多藏族服饰是藏族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兽皮边饰作为一种以身体作为载体的文化符号,既传递着时代的信息,又折射出不同的文化传统、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审美心理.本文拟就安多藏族兽皮边饰在当代变迁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加以论述.     

论嘉绒藏族土司祖源的四种文本及其文化特点

在嘉绒藏族土司的祖源问题上,嘉绒土司、苯教学者、藏传佛教僧侣以及中原史家这四方从各自的角度分别进行了解答,因而相应地产生了四种不同的历史文本,即:“琼乌卵生说”、“琼部东迁说”、“四(六)氏族说”和“皇帝册封说”.通过对这四类历史文本的解读,不仅可以厘清嘉绒土司与临近藏区和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而且从中也能反映出嘉绒地区所具有的多种文化元素互相碰撞、融合、共存的历史文化特点.     

论山南地区藏族服饰的文化意蕴

山南地区藏族服饰是山南地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南地区藏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表现了山南地区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人文特征、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内涵意蕴。山南地区的民族服装种类丰富多样,特色鲜明突出,深受拉萨以及日喀则两地服饰特点的影响。这些地区内的各县所呈现的服装样式虽然有许多的共同点,但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比如在服饰的色彩、布料、装饰、做工等方面具有山南地区别样的地域差异性。正是因为这些地区服饰所具有的浓郁的地方民族特点和艺术特色,才让我们能够透过山南地区藏族服饰的艺术特色,可以看到山南地区藏族人民漫长的历史变迁之路,体验其文化意蕴。     

《嘉绒译语》中的嘉绒话音系及其注音特点

《嘉绒译语》记录了清代前期的嘉绒四土话,通过其中的藏文和汉字注音可以大致归纳近300年前嘉绒话音系。《嘉绒译语》中藏文和汉字都有给嘉绒话注音的功能,均不容忽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嗢末新考

文章从吐蕃政权的和亲制度及对被征服地区的管理方式的角度对宋代西北吐蕃中的"口日皿末"部落的来源、去向进行探讨,分析了以往史学界对"嗢末"一词词义产生误解的源头,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丛书”古籍整理工作

《明实录》《清实录》藏族史料的辑录与整理,对西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将《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与其他从《明实录》《清实录》辑录民族史料的著作相比较,说明其具有取材丰富便于利用等特点,但仍存不足,具有再整理的必要性。而再整理则侧重于从人名、地名与族名的用字,出处的标注,标点及简化字等的处理上进行举例说明,使这两部史书更为完备。     

明清时期麽些民族服饰分布及其特征研究

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征。明代麽些民族服饰可分为丽江服饰区、永宁-盐源服饰区、北地-俄亚服饰区。麽些民族服饰在头饰、衣裳和装饰方面都有显著的特征,总体上呈现出“分异”的趋势。造成这种变迁的原因包括：明清时期中央不同的民族政策措施,麽些民族各支系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周边民族和宗教的共同影响。     

夏尔巴族源与迁徙历史再探

夏尔巴人在我国境内尚属于未识别民族。在以往的研究中,夏尔巴人的族群单一化,其迁徙路线也具有模糊性。吐蕃政权征服木雅,击退党项拓跋部,以"木雅"(弥药)命名党项故地,后又以"木雅"指代西夏王朝和康藏地区。结合相关藏族史料可知,在与綠厮政权、蒙古军队发生战争期间,处于不利地位的西夏党项部族渐次南下康藏地区,与吐蕃政权时期便居住于此的藏族董氏相融合,形成一个新族群"董弥药"。13世纪,该族群进行南迁,于16世纪中叶进入尼泊尔,随后又以索卢昆布为中心向东、西迁徙,形成夏尔巴人如今分散居住在我国境内及尼泊尔、印度等地的格局。     

明中后期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数量考察

本文着重对藏民族在明代中后期的人口数量进行历史考察 ,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分析考证 ,进而得出了这一时期的藏族人口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史的空白 ,这对全面了解明代河湟地区藏族社会经济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敦煌壁画中吐蕃赞普像的几个问题

赞普像是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壁画中的标志性人物像之一,其出现是壁画的绘制者根据实际情况将佛典内容进行变通的结果。赞普问疾听法图的粉本应源于吐蕃地区,由汉藏艺术家们共同创作而成,而赞普和侍从的服饰及容貌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则是受当时敦煌地区民众审美观念的影响。     

藏族服饰区划新探

本文阐述了藏族服饰区域划分的目的、意义以及区划的原则、依据,并理清了区划的思路,在逐一分析气候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因素对服饰区域性特征影响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藏族服饰综合区划方案,运用叠置法共划分出13个服饰类型区,然后对各服饰区的重要特征作了概括和提炼.     

现实主义传统的守望者——益希单增小说创作简析

益希单增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980～1984年,传统恪守期。创作题材及方法主要是革命现实主义,即突出阶级立场和文学对社会的真实反映。2、1985～1989年,沉寂探索期。其创作除在革命历史题材方面显得更加成熟外,也吸收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开始了在小说创作手法方面的初步探索。3、1990～1999年,多向新变期,亦可看作是其长篇小说创作的丰收期。在这一时期,益希单增除了继续着他写西藏人西藏事的现实主义创作之旅外,亦从多方面努力寻求着他创作困境的突围路径。4、2000年至今,再度回归期。其创作数量明显下降,创作风格进一步趋于平实,作品倾向于表达对历史与现实的思索。     

苗族传统服饰传承与发展的路径分析

苗族传统服饰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空间的日益狭窄,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演变的结果。由于历史演变是不可逆的,因此,苗族传统服饰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寻求新的措施和路径。这些措施和路径包括:经济功能的转换、价值观的传承和制作的进一步分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