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李白集刊布述略

明代,李白集之刊布盛况空前,不仅各种宋、元版本得到大量重刻,而且明人自编的各种选集、评注本纷纷涌现,共计达58种之多,不少版本屡经补订,影响深远,成为李白诗文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与接受的文献基础。系统梳理其源流、刊刻、传播及兴盛原因等情况,对构筑明代李诗接受史有重要意义。     

李白诗在明代的编刻与流传

继宋代多次整理李白全集之后,明代编刻李白集达到历史上的顶峰时期.根据各种公私书目统计,明代编纂、评注、刊刻李白集及其选本约有六十种之多,可谓盛况空前,成为李白诗流传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李白诗编刻参与者的文化素养普遍较高,使得明代李白集在质与量两方面都有所提高,其中有些版本多次增订与翻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李白诗在明代得到广泛的编选与刊刻,是由于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既与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士人心态等密切相关,也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尊唐思潮以及唐诗学兴盛息息相关.     

关汉卿为太医院尹说

关汉卿究竟是太医院尹还是太医院户,学术界早在50年代就曾展开过讨论,其结果以大多数人接受太医院户说告终。迄今为止,多数人仍持院户说。争论是由《录鬼簿》的不同版本引起的:现存的各种明代版本《录鬼簿》皆作“太医院户”,清代的本子则作“太医院尹”。“户”“尹”形近,犹以草书为甚,故很容易致误。持院户说者认为:清代各本《录鬼簿》晚出,当从明代诸本为是;且金元两史官志     

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与其他版本之比较

作为科举制度的实物遗存,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原始文献。将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和其它版本相比较,从中发现各版本的优劣,以便在利用过程中取长补短,发挥其最大价值。     

杨慎《升庵诗话》及其考据诗学

杨慎博闻强识,明代著作第一。由于受到明代中期考据学的影响,他在《升庵诗话》中运用考据方法观照诗歌,考证字的音、形、意以及名物、探究诗歌本事以及典故、考察版本与文字校勘、溯源诗歌体式、发掘诗句含义之源流,开创考据诗学之先河,可谓诗学史上的一大功臣。     

明代全刻本《韩非子》流传考述

明代全刻本<韩非子>由于其篇幅之全值得研究者重视.但是,由于有些版本已经较难见到,所以现在的<韩非子>校注者往往都没有认真地利用它们去进行校勘,以致产生了不少错误的认识.如陈奇猷将"赵用贤本"与"管韩合刻本"视为两种版本,说"管韩合刻本""出于赵本".陈启天、陈奇猷将周孔教本与黄策本当作两种版本.同时,他们所附录的序跋题识,也存在着很多错误.如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与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的附录,将赵用贤<<韩非子)书序>之"余以为彼其尽绌圣贤之旨"误为"余以为彼其尽纳圣贤之旨",将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之"读之使人不胜乙"误为"读之使人不胜也"、"读之使人不能胜也".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我们有必要将第一手资料公之于世.本文详细考述明代<韩非子>之全刻本(赵用贤本、周孔教本、吴勉学本、凌瀛初本、沈景麟本、赵如源本、葛鼎本等),附录了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序文,以及卢文弨、顾广圻、王渭等校雠名家的题识,以供学者研究时参考.     

明周王府《袖珍方》撰著过程及撰著人考

《袖珍方》是在明代朱橚主持及授意下,由周王府李恒编撰的一部方书。其成书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朱橚被贬云南有关。此书在编刊及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著录及版本差异造成撰著者的混乱,其作者被认作朱橚或李恒,甚而被误认作明代熊宗立或王永辅。通过各种著录题跋及版本考察,考证此书的成书过程、刊刻时间,厘清此书作者及序跋作者,并与熊宗立及《简选袖珍方》作者王永辅相区别。     

明代《文选》广续补本考述

明代"选学"虽有所衰落,然广续补遗之作层出不穷。从明清书籍目录的记载来看,明代《文选》广续补本存在书目众多,作者、书名、卷数不一,版本单一的情况。在编纂上,体现出尊崇《文选》和宣扬明代复古思潮的鲜明时代特点。因为编纂水平、体例、内容、成就等方面的不足,遭到时人和后人的诸多批评。明代《文选》广续补本之发展,当与元、明时期社会、经济、学风等发展状况密不可分。     

卢仝诗集版本研究

卢仝是中唐韩孟诗派之重要代表,在唐代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有关其诗集的诸多版本,前人语焉不详.比勘存世的明清10余种版本,并对卢仝诗集在宋元及明清时期之刊刻流传情况作一考究,可知:卢仝集在北宋时已有一卷本和二卷本流传,后韩盈以集外诗一卷编于二卷本后,是为三卷本.自此卢仝诗集绵延不绝.一卷本今已无传;二卷本在明代正德年间仍有刊刻流传;三卷本流传最广.至清康熙间有孙之(騄)注本,收卢仝诗最多,且分为五卷,从而使此本成为整个卢仝诗集版本系统中最为完备之本.     

谈明人对《琵琶记》的评改

有明一代,《琵琶记》一直盛行不衰,当时有许多种本子在社会上同时流传。①保存至今的十多种明代版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版本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可能与已故钱南扬先生的主张有关。他将清初陆贻典的钞校本迳称为“元本”,并据以作《元本琵琶记校注》。为了推尊这一钞本,他对《琵琶记》的多种明代版本基本上完全否定。他认为明代人不谙曲学而又轻率粗疏,对南戏剧本的体格调式妄加改窜,使之“面目全非”;又认为明代人思想保守落后,改本往往削弱了原作的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