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故事两种讲法——读赫西俄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神话

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普罗米修斯神话"最早见于赫西俄德的两部诗作,但同一个神话出现了两种讲法.通过文本绎读的方式,比较<神谱>、<劳作与时日>中的两种讲法,可以感知赫西俄德讲述这一神话的意图.     

诗人的身份和使命——赫西俄德《神谱》序诗释读

赫西俄德在《神谱》的序诗中讲到诗神缪斯与赫西俄德“我”的相遇。在此序诗中,可以看出赫西俄德首次确认了诗人的自我意识和权力;也可以看出诗人的职责和使命就是歌唱《神谱》,歌唱宙斯神族的统治秩序。     

神人之间:论《神谱》中诸神的意义

赫西俄德的《神谱》讲述了古希腊诸神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赫西俄德向我们展现了诸神的谱系与诸神与人起源的关系.通过对神王宙斯与其他诸神属性的梳理,通过宙斯的“王权”、人的起源、人与神的分离,来讨论赫西俄德对人的城邦中的秩序、限度、关系的理解,颇有启示意义.     

东方智慧文学和创世神话——兼谈对古希腊宇宙开创论的影响

我们对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情况知之甚少,然而公元前6世纪出现的一种特殊文学样式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在这个时期曾经有一些视野较为宽阔的关于宇宙及其起源的书籍问世,它们在特殊的环境中获得繁荣。这些书籍主要由两条支流——思想和文学汇集而成,它们超越了狭小的地域边界,广为流传的是：智慧的宣言和宇宙开创的神话。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理由将希腊人——荷马,赫西俄德或俄耳甫斯神话的宇宙发生论从其东方副本（极相似的人或物）中分离出来。很明显,它们出自同一个家庭,而且有不少证据显示出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依然在步东方宇宙发生论的后尘。     

西方悲观主义文明论探究

西方悲观主义文明论最早萌芽于古希腊神话,赫西俄德"黄金时代"理论可以视为其历史源头。在近代,乐观主义文明论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主流,悲观主义文明论只是作为支流而存在;但卢梭的浪漫主义文明论促进了它的逆势发展。20世纪,斯宾格勒以"文化形态学"为核心的文明论,促使悲观主义文明论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     

从浑沌到秩序：《神谱》中的起源与教化

作为古希腊传统神话的典范，赫西俄德的《神谱》既传达了古希腊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也诠释了古希腊人对生命起源与理想生活秩序的想象。《神谱》中“浑沌”作为宇宙万物得以诞生的自然起源，“宙斯”作为宇宙秩序得以成形的神圣起源，从浑沌到秩序，既是时空维度上的宇宙成型过程，也是精神维度上的个体成人之路。由此，文章提出《神谱》中起源的教化意义在于：以追问起源敞开教化的时空原点，并以重塑神圣起源为教化树立典范原型。     

普罗米修斯盗火与宙斯立法——赫西俄德《神谱》和《劳作与时日》中的政治哲学意涵

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为后世留下了两部相对完整的诗篇——《神谱》和《劳作与时日》.表面看来,两个文本散乱无章,且存在着许多矛盾.然而,隐晦玄妙的叙述背后却另有深意.贯穿两个文本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为理解文本的意图提供了一个切人口:通过领会普罗米修斯盗火与宙斯立法之间的微妙关联,也许能够更加清楚地体味古风诗人对人世政制的沉思.     

神话历史化的“五化”概念析读——兼对茅盾Euhemerize译语涵义的质疑

神话历史化是人类从“神的时代”走向“人／英雄的时代”出现的世界性文化形象。目前，对“神话历史化”的表述出现了意义相关而又相混的五个概念：“神话历史化”、“神话伦理化”、“神话理性化”、“神话史诗化”以及茅盾的译语“欧赫梅鲁司”（Euhemerize）。文章从对Euhemerize译语涵义的质疑谈起，让“五化”概念在相应的语境中得到梳理与界定。     

论尺度是美的规律的核心

“尺度”是欧洲哲学史和美学史上一个很古老的范畴。早在希腊神话里,宙斯的女儿,正义之神帝基和执法女神伏诺米亚(Horai三女神中的两个),就同时兼有世界历史、社会生活的尺度的意义。荷马史诗也常用尺度一词来表示测量单位,如道路的长短,船舶的位置等等。诗人赫西俄德把尺度用作社会实践的准绳,表示生活的节奏、秩序、律动。在长诗《劳动与时日》中,他劝告人们“谨遵尺度,及时劳作”。哲人赫拉克利特给火(他认为这是万物的本源)规定了“燃烧的尺度和熄灭的尺度”,还指出逻各斯是“表示时间范围的尺度”。毕达哥拉斯派的波里克列特以“准绳”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其中把数看做是艺术的尺度。诡辩派的普罗塔哥拉则提出了一个完全主观的尺度理论:“人是现存事物的尺度”,认为人是从自身出发来衡量一切的。     

韩国檀君神话中的三个天符印

檀君神话是韩国的建国神话，天帝之子桓雄带三个天符印来到人间。韩国学界与国际学界一般认为三个天符印是三个神器，这是解读檀君神话的基本点。但天符印和神器并不是同一之物，也有着不同的功能和意义。三个天符印是源于佛教的外五明，那么这一因素不是神话的原始因素，而应当是神话发展中形成的衍生因素。     

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在我国师范教育中的地位探讨

通过百年来高等师范专科教育的历史回顾,提出了专科层次的师范教育在我国中学教师培养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这一层次的学校也是中国各级师范教育中最易受外界因素影响的一个学校层次,它的激增和锐减既反映了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变化,也反映经济欠发达的我国在提高教师教育质量方面的矛盾心理.因此,科学地规划学校层次非常重要.     

论正义的整体利益原则

与现代西方伦理学将正义与整体利益对立起来不同,整体利益原则应当成为正义的一项重要原则, 它以维持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为内容,而这又是以对整体利益的准确定位及其构成因素的揭示为前提的。     

社会转型中的制度公正问题的反思

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社会公正问题,而社会公正的本质是制度公正。本文从一个综合视角对制度公正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许多社会不公正现象是由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而影响制度公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从任何单一视角对制度公正根源探究注定会陷入困境。因此解决不同领域制度公正原则的冲突,从整体上寻找一种带有普适性的制度公正原则,是走出制度公正困境、从而也是真正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不公正问题的良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公平效率观及其实现

在我国建设总体小康时期,逐步形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效率公平观及其原则是有其特殊原因和特定历史背景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根据公平与效率的内在联系,确定和实行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和谐统一的公平效率观及其原则.为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是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公平效率观的经济基础;排除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干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通过建立和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公平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     

论以人为本司法观的理论基础——从新宪法修正案谈起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已经为以人为本司法观的构建奠定了宪政基础。以人为本司法观要求现代司法珍惜人的生命和自由,保护人的财产,重视人的精神利益。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要求,其理论基础包括:现代法治理论、程序主体性理论和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理论。以人为本司法观是判断司法是否公正和是否有效率的根本依据,而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则是以人为本司法观的具体化。     

司法裁判正义性的逻辑根据

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司法裁判的正义性。那么,司法裁判正义性的逻辑根据是什么？它既不是法官的可信赖性,也不是法律的权威性。形式正义的逻辑性和实质正义的可接受性有助于司法裁判的正义性,甚至是它的部分内容,但它们不是它的根据。从逻辑的视角来看,司法裁判正义性的根据在于裁判程序的正当性、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和法律论辩的超越主体性。     

从市场失灵、市场失衡到国家干预 --经济法研究路径的再反思

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在理论与实务层面面临诸多问题。其中,首要的是从两条传统路径对经济法正当性的求证,即矫治市场失灵与追求实质公平出发,证明国家干预经济及其法律表现形式的经济法具备正当性。对此,学术界基本形成共识。但在这两条论证路径中可能忽视的问题是,国家干预的目标在于恢复效率与实现实质公平,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不能替代市场机制本身。这一方面意味着国家的干预机制应当对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具体分析,应当结合市场失灵的相关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市场化的解决机制;另一方面,在实现实质公平的过程中,应当注重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形成效率导向性的公平观。唯此,经济法才能更好地统携效率与公平,达致其论证理路的内在一致性。     

弗雷泽的正义理论及其镜鉴

弗雷泽的正义理论是对“正义”概念的新阐释。在她看来, 正义在规范上是一元的, 即以参与平等作为正义的元规范;在视角上是三维的, 分别是经济上的再分配、文化上的承认和政治上的代表权;这三维的正义诉求, 必须服从于参与平等支撑起来的正义规范。弗雷泽的“一元三维”正义构想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深入研究弗雷泽的理论体系, 特别是从“再分配、承认、代表权”三维正义诉求中揭示该理论的中国式镜像, 能为当代中国社会正义之建构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中的法律正义观

法律正义是法律制度设计、执行应该遵循的核心伦理价值观念,法律正义观是人们关于法律制度正义的总体认识。马克思从劳动哲学出发,在批判西方传统法律正义观特别是资产阶级法律正义观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正义观。马克思认为,法律正义建构在物质生产劳动基础上,超越社会物质生产发展阶段的抽象的法律正义在现实社会中不能真正实现,法律正义是抽象与具体的对立统一;资产阶级法律正义的本质是论证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合法性,社会主义法律正义的本质就是维护劳动权益最大化的合法性;维护以按劳分配为核心的社会物质利益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法律正义的基础。     

后现代法学视野中的司法正义观

后现代法学在理论诉求与认知价值上迥异于现代法学,它对现代法学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实施了怀疑、解构,由此,现代法学追求的重要价值——司法正义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后现代法学以一种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方式来界定正义,强调微观的、实践的、非本质主义的、多元性的正义。后现代主义提供的这一新视角,促使我们反思以往的正义观,启发我们给正义标准以现实的人文关怀,这对于我国司法正义的正确定位和有效生长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