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道德冲突:功利与道义

功利主义和道义论是道德哲学中互相对立的最重要的两个理论派别。现代功利主义吸收了道义论的合理成分 ,区分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 ,从而将道义论容纳在准则功利之中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功利和道义的统一。笔者赞赏新功利主义的发展趋势 ,并从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相统一的立场出发 ,解释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道德冲突现象 ,其中包括人体实验问题、胚胎权利问题和生态伦理问题 ,等等。     

功利主义与道义论的对立与统一—兼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

功利主义和道义论是西方社会两个最重要的道德哲学流派。作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两个最基本的理论趋向,功利主义与道义论在相互辩驳、相互争斗中发展和嬗变。两者的对立体现在不仅各自的范畴体系和理论内容不同,而且在众多伦理问题上两者观点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同时,在相互诘难中两者又不断相互接近、相互融合,两者之间同样存在诸多共性乃至理论一致性。当代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这一发展,使得超越两者的对立并最终走向统一成为可能。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统一,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盈余管理的伦理学分析

盈余管理是会计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是企业常见的一种经济行为,目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对盈余管理道德属性存在界定上的模糊与不一致.基于伦理学关于道德评价的两大主流理论——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分析表明,盈余管理道德评价存在功利主义原则下的评价悖论以及道义论原则下的研究困境.明确盈余管理道德评价的实践路径,构建统合功利主义与道义论的理论基础和评价原则对于完善盈余管理研究以及完善经济信息伦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功利主义与经济改革析论

一、疑难所在 功利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伦理学说。在中外伦理学史上都曾出现过这种伦理观念,但作为一种系统的道德理论形态则正式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在当代西方仍有发展。然而,功利主义并不只是西方伦理学的专利,历史上不同的伦理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或阶级道德都有自己的功利价值学说。毛泽东就曾申明:“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66页)。从理论上看,功利主义是一种道德价值论,与道德义务论或道义论相对。其基本对立在于:功利主义     

张岱年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基本派别的研究

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基本派别应为道义论和功利论。道义论肯定道德价值高于实际利益,功利论强调道德价值不能脱离实际利益。传统道义论以孔子、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为代表;传统功利论以墨子、李觏和陈亮、叶适等为代表,两者都有所偏向。传统道义论强调"义"重于"利"、"理"高于"欲"、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和生命价值。先秦墨家功利论主张"利"即"义";宋明时期儒家功利论强调道义不能离开功利。从总体上看,与传统功利论相比,传统道义论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应居于主导地位。从中西比较来看,中国传统功利论体现"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西方功利论则体现"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义论与康德的"道德自律"有相通之处。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传统道义论和功利论,吸收两者合理性的因素并进行创造性转换。     

生态系统的道德地位问题新论

在西方哲学中,赋予一个实体道德地位的有关理论,主要有康德的人格理论、施韦泽的敬畏生命论、辛格的动物解放理论,以及道义论的雷根动物权利理论、泰勒的尊重自然及古希腊的善等学说。单纯按照这些理论,再加上生态系统的“本体论地位不稳”“能否有资格成为一名道德受体”等问题,赋予生态系统道德地位的理由并不很充分。除传统的道德推理外,尊重道德关怀的不同归因、规范的多元、道德哲学的起点不一,把直觉、隐喻、类比和共识等视为伦理判断的合法依据,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生态契约论、生态道义论和生态美学的混合策略,应当是解决生态系统道德地位问题的一种新思路。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对功利主义原则的“求助”及其实质论析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通过对"幸福"概念的批判,否定了以获得幸福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思想确立的道德准则及其确立根据,并强调了基于义务论立场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但诸多伦理学家却认为,康德在论述其道德形而上学过程中是借助了功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他们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义务论立场提出了质疑,并由此为康德所否定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进行辩护。通过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分析,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一种误解。康德尽管并不排斥幸福,但却坚定地反对将幸福作为道德的根据。康德是将道德准则建立在理性存在者的自由意志基础之上的。我们认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义务论的,是义务论中最具典型性的道德哲学。     

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工具论——中西传统伦理文化关于道德本质认识之差异

如果以道德的一级本质为基点,对中西传统伦理文化进行比较,那么,道德本体论恰是中国伦理学传统的主流;道德工具论则是西方伦理学传统的主脉。道德本体论视道德为宇宙之本体,视人为道德之工具,强调道义的至上性与超功利主义。与之相对立,道德工具论在人与道德的关系上,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在历史与道德的关系上,坚持历史本位主义,肯定道德作出适度妥协的合理性。     

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道德目的论析评

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道德目的论析评王进学（中共商丘地委党校）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和对效率、经济利益的强调，功利主义已成为一些人的价值取向。在我们这个道义论伦理传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度里，功利主义也不...     

浅析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

澳大利亚著名哲学家J·J·C·斯马特是行动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同道义论和准则功利主义的论战并诉“普遍化仁爱”的态度来阐述自己的行动功利主义理论。虽然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在一些方面有了新的见解,但在根本上仍然只是古典功利主义的一种新的阐释和辩护。尽管如此,在现代西方元伦理学日益滑向形式主义、远离社会现实生活的情形下,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无疑具有反潮流的积极意义。     

老子“道”的形而上学新解及其思想价值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仅注重道德伦理实践,而且具有表现为理性思维的形上之学。以“道”为理论核心的《老子》哲学就是中国形上学思维的最早表现形式。“道”是《老子》哲学确定的宇宙本体。《老子》哲学中的“道”是一种可以称为“无”的客观实在,是有与无的内在统一,是万物发展的宏观场合。“道”的观念的确立奠定了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基石。     

论王国维对"中国哲学"的建构

王国维"建构‘中国哲学’"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初创"中国哲学"的系统、厘定"中国哲学"的性质、开掘"中国哲学"的价值、谋划"中国哲学"的规范。王国维建构"中国哲学"的工作及所表现出的诸多主张和观点,不仅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对于理解、解决当今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中国有无哲学"、"中国哲学研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如何促进中国哲学发达"等问题,都富有启示意义。     

试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作为民族的文化瑰宝和价值观念,一直在指导和影响着中国战略的主要实践和基本走向;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是以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儒道思想为依托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战略文化."天人合一"、"正义道德"、"贵柔一统"、"以和为贵"是其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和战争价值观,充满了丰富的辩证哲理和智慧,对我国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正确处理国家战略利益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阿里郎”与佛教文化之渊源探微

阿里郎的寓意应从梵语和佛教世界里去寻找,朝鲜高丽末期爱国忠臣全五伦的阿里郎汉诗和16世纪两班文人南师古诗歌的释义指出了阿里郎所蕴涵的佛教哲学的色彩。     

论儒家伦理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从人的成长与塑造、社会的安顿与治理方面凸显了伦理教育的地位、作用与价值,并从德教与文教的角度较好地论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行忠信”、“明人伦”、“隆礼贵义”等理论,主张从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个人道德品质德性方面进行培育熏陶,通过“因材施教”、“教养结合”、“慎言敏行”、“寓情于理”等方法,以实现《大学》中所提出的“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的目的。儒家关于伦理教育的理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可以为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伦理教育服务的。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对话

中西对“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探讨,且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但两者毕竟植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现在中西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不同的话语体系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便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一）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的“游戏说”而言,应当淡化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提倡人物融合的诗化之境;而对于中国的“游”而言,既要引入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重蹈西方文化的覆辙,真正的道路或许便是于中西思想的边界处的冒险。（二）审美心态,海德格尔的“诗化之思”或许为中西“游”和“游戏说”之审美心态的融合和对话提供了某些指引。（三）语言,自从“语言转向”以来,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不再是那种表象一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而成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观,这似乎与我们中国的“道言”观有着某种契合之处。     

《论语》里的“哲学王”及其现代意义思考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具备了勇敢、大度、聪敏、强记等品质,与《论语》中提到的古代圣人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论语》来说,所谓的"哲学王"有两个: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或称"士"、"大人"或"成人"。当所谓的"哲学王"作为一个社会人生活在这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会有怎样的遭遇?对此,本文提出,应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内核精华的前提下,对其加以灵活变通和扬弃,切不可固守陈规,应把经典放在现代语境中加以解读,每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将其内化成为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处世哲学。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困境的破解与超越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以二元对立的理论方式探讨政治理想与现实生活,这造成了追求正义的政治理想只是在思想世界中构建,而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理论困境。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立足于"实践"之上,破解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这一理论难题,它提出通过改变社会现实来实现政治理想。政治理想的价值诉求是"正义","正义"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正义论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论证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根本差别,提出实质正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人共同体才能实现。从社会体制本身寻求实质正义的可行性道路,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以往政治哲学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