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结社自由及其实现--弱势群体结社权与中国市民社会培育

在西方,现代性的结社自由和独立社团是以市民社会为依托的.中国改革路向决定了,无论是就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市民社会之发育,还是建构于其基础之上的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实现,与西方存在着因初始条件不同而相异的路径选择.改革的深化,使多元利益群体形成及群体性利益博弈成为新制度安排中最需要重视的社会现象.但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尚没有相应形成,特别是弱势群体因缺乏相对平等的主体地位与合法有效的组织手段,成为社会影响力和权益保护最弱的群体是目前实现社会利益均衡与整合的最突出问题.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合法博弈主体地位之取得与制度化表达渠道的建立,既表现为自身民主能力的培育,更取决于结社自由制度化权利的保障.因此,就中国社会领域改革现实而言,弱势群体的结社权在一定意义上更能体现结社自由价值理念的本质内涵.     

1996--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西方发端于洛克、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传统,也是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的政治传统,从近代起一直居主流地位.其中心思想是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结社自由、个人财产权以及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权力的制衡,等等.     

论家长式法律强制的人性基础与合理界限

家长式法律强制以设定义务为实质内容而以实现权利为价值目标，其合理性在于它 正确反映了人性中物质利益与意志自由两个因素的关系，但立法者应当在分析被强制者的不 同利益与协调法的不同价值冲突的基础上把握好其合理界限。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权利意蕴及其谱系构建

农民失去土地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失地农民成为近年来社会发展的一类特殊人群,他们的生存环境、法律地位、权利实现等人身、财产内容因历史因素、现实状况都不能与普通社会成员对等而得不到保障,国家应在法律层面上给予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失地农民享有社会保障权,是道德与法律共同愿景,是生存权利优先的法律价值取向,是国民分配从慈善走向正义的必然要求.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中,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社会福利权三者层级互补、共生相促、有机结合,完成从失地农民的诉求到国家责任的权利谱系构建.     

“保护伞”的认定探析

＂保护伞＂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关系十分密切,甚至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黑社会性质组织能够得以长期存续和迅速发展,与其背后＂保护伞＂的包庇、纵容不无关系。欲深挖和打掉＂保护伞＂首先就要对其深入研究,准确地认定＂保护伞＂,准确把握其内涵与外延,并且明确界定＂保护伞＂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界限。     

事实身份关系法律建构的人权视角

事实身份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人权存在形态中人应有的权利,因其不损害第三人利益,不与法律相违背,是自由权、平等权在缔结身份关系中的表现,将其上升为法定权利,是人权在婚姻家庭法中应有的内涵.能达到自然人缔结身份关系的真正自由,减少或消除消极自由带来的负面因素,反对特权与歧视,实现主体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异性同居事实身份关系应有条件地赋予婚姻法律身份.同性同居事实身份关系赋予其法律身份,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目前称为民事关系伴侣为宜.     

保护少数权利是民主的重要构件

保护少数权利既是民主的基本特征,亦是民主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保护少数权利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无论作为价值而创设的民主,还是作为手段而创设的民主,都符合民主创设的基本目标。民主意味着人民享有主权以及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的管理,民主也意味着具有程序性的选举,保护少数权利契合民主的这些本质。保护少数权利体现民主的社会公正原则、竞争性原则、商议性原则、个人自由平等原则和包容性原则。保护少数权利还能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民主的程序正义。     

论权利

权利的真正内涵是法律上的力与其保护价值的统一,人是唯一能在法律关系中将二者连结起来的媒体。自由与权利虽属同质的东西,但它们之间仍有诸多形式上的差别。在权利的所有类型中,基本权利居于权利体系的根本地位,权力只是权利的变种。任何权利都有着确定和运行两方面的界限,制约权利的法的形式是义务,权利的绝对值总是等于义务的绝对值。突破权利界限,必定构成权利滥用,而能够被滥用的权利一定是那些加入权利人意志的处于行使状态中的权利。判断权利是否被滥用有着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在特殊的权利滥用中道德标准更能清楚地透视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目的。     

规范、规律与自由

<正> 对于规范、规律、自由这三个概念,中西学界不少学者进行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取得了有益的成果,但却罕见有专文从整体上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如果不从整体上准确地、完整地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其中任何一对概念间的关系就难以彻底阐明,甚至连单个概念的意义也难以充分揭示。本文在考察规范、自由各自特征的基础上,以规律为联系二者的纽结,试图突破以往孤立研究的局限,给出贯通三者的综合分析。     

关于股东救济权的法律思考

股东救济权是股东权利的重要内容 ,该权利使股东在自己的利益直接受到损害或者公司的利益受到侵害时 ,有权自力或者通过法律来进行补救。就体系考察 ,救济权大体包括利润分派的补偿保障权、股份收入请求权、危害行为停止请求权、质疑股东大会决议效力之权、质疑公司存续之权、股东派生诉权等内容。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流变:从新个人主义到新集体主义

“美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是许多个社群的成员——家庭、邻里、无数的社会性、宗教性、种族性、职业性社团的成员,美国这个政治体本身也是一个社群。离开相互依鞍和交叠的各种社群,无论是人类的存在还是个人的自由都不可能维持很久。除非其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贡献其才能、兴趣和资源,否则所有社群都不能持久。排他性地追求个人利益必然损害我们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破坏我们共同的民主自治实验。因为这些原因,我们认为没有一种社群主义的世界观,个人的权利就不能长久得以保存。社群主义既承认个人的尊严,又承认人类存在的社会性。”     

农民金融权:主体、本质属性及权能

农民是农民金融权最基本的权利主体,国家是农民金融权得以保障和实现的义务主体。农民金融权是一项主体特定的人权,是一种旨在维护农民金融利益的权利,是一种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相结合的权利,是一种追求金融实质平等的权利。农民金融权包括农民合作金融权、农民民间借贷权、农民商业性金融权、农民政策性金融权、农民农业保险权等权能。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公民自由权探析——兼论自由优先性与正义首要性的对立统一

如何免受专制统治者的暴虐或者他人的专断强制乃是自由主义者的首要关怀.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从限制专断的强制到按照主体自我的意志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无疑是公民自由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只是却鲜有自由主义者能明确自由在本质上必须实现主体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和谐一致.因此才会产生自由优先性与正义首要性之间的争议.实际上,公民自由权利的基本构成: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以及救济权是自由完整规范体系的必然构成,为了社会和谐稳定、协调均衡的发展,都应该得到坚实而有效的保障.而从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的和谐统一、保障最弱意义上的自由、"社会正义目的"等视角出发,自由优先性与正义首要性显然并非完全不可调和的矛盾,完全存在和谐统一的可能性.     

复兴市民社会:理论言说及其内在逻辑

当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主流形态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过度强调导致了政治参与水平下降等诸多民主社会的危机.发端于托克维尔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所针对的就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市民社会是指各种非政治制度(包括家庭、教堂、邻里、公民团体及各种志愿社团)所置身的那个社会部门,其特点是,这些社团通常都是自愿的、可以自由进出的.市民社会的繁荣有利于培养合作、信任、妥协、忠诚等公民美德,促进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不过,市民社会理论本身也存在着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费希特法权哲学的独创性及其当代启示

费希特法权哲学的独创性在于以主体间性演绎自由原则.这不仅赋予其法权学说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也改变了法学理论以往对于个人权利、共同意志及国家权力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促进了法律价值观从个人自由向社会正义的转向.此外,费希特法权学说所具有的理论限度也揭示出,我们对于法律价值之社会正义转向所产生的负面后果以及“法治国家”本身具有的限度都应当保持适度清醒.     

民族、宗教与国家:多元认同视野中的考察

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分立,承认三者之间的共存共生关系,要远比强调三者的对立冲突更具现实意义。作者认为应基于共存共生的客观事实,在尊重与包容的总原则下探索三者关系协调发展的路径,主要包括:确保国家认同之于社会个体成员诸多集体认同形式中居于最高层次,进行社会个体成员的国家公民身份建构,通过权利保障及利益分配来维系少数群体对国家的忠诚,加强不同民族及信教群体间的交流与沟通,等等。     

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与农村反贫困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作为基本人权,被现代宪法确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理应人人享有。由于我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民社会保障权缺失,这不仅带来了社会的不公平,而且导致因老而贫、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在农村频频发生。农民社会保障权与农村反贫困存在着正向关系。夯实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既是宪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又是农村反贫困战略的重要举措。     

社团罚则与合作治理

社团罚则是指社团内以章程及其他自治规则的规定为表现形式的,对社团成员至社团外社会成员所施的惩罚性规则。表现为成文或惯行,处罚违反社团规章所确定之义务的行为,约束社团公共事务并且形态多样。社团罚则的出现及功能发挥根源于社团自治,能为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提供部分秩序行政分解能力。具备行政法法源性质的社团罚则等社团规章与国家法形成规范的联合,社团罚则在具体层面上保障发展自治秩序,配合国家秩序行政作出调整,从而达成合作治理。     

紧急状态下的自由与秩序

《紧急状态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紧急权力行使要有必要的界限,否则公民自由和权利将会遭到任意侵害。但是,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和政府也要拥有法定的紧急状态权力以恢复秩序,国家不采取紧急措施,则正常秩序无法维持,秩序不恢复,自由无保障。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价值的协调要求《紧急状态法》确立比例原则、区分原则、程序原则、救济原则。     

紧急状态下的自由与秩序

《紧急状态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 ,紧急权力行使要有必要的界限 ,否则公民自由和权利将会遭到任意侵害。但是 ,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和政府也要拥有法定的紧急状态权力以恢复秩序 ,国家不采取紧急措施 ,则正常秩序无法维持 ,秩序不恢复 ,自由无保障。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价值的协调要求《紧急状态法》确立比例原则、区分原则、程序原则、救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