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乡土文学的三种启蒙精神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在不同时期,它们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五四”乡土文学以揭示病苦为核心,表现出批判蒙昧的启蒙意识;30年代乡土文学以皈依乡土为指向,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意识;40年代乡土文学以审视人性为核心,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意识。纵观三个时期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我们可以清晰的窥见三个时期乡土文学启蒙精神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     

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三种启蒙叙事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在不同时期,启蒙意识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五四乡土文学以揭示病苦为核心,表现出批判蒙昧的启蒙意识;三十年代乡土文学以皈依乡土为指向,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意识;四十年代乡土文学以审视人性为核心,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意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三个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启蒙精神,纵观三个时期乡土文学,我们可以清晰的窥见三个时期乡土文学启蒙精神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     

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论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历史流变及其特点

中国乡土文学理论是在域外文学的启发和示范作用下产生的,但在形态上却更多地保留了传统文论的特点.在功能论上,乡土文学理论经历了从“乡土启蒙论”到“宣传论”的变化;在创作目的上,现代乡土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分流与对峙的局面,左翼理论意在颠覆,自由主义作家则倡导警示.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成为乡土文学流变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创作方法、审美趣味、语言色彩、叙事视角、结局模式等理论也依据各自的逻辑而发生变化.     

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启蒙精神

“启蒙精神”是现代作家重叙历史的一个重要题旨。作为一种启蒙话语的现代历史小说一方面通过对历史表象的种种“识破”逐一瓦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如天命观）、法理根据与道德秩序,同时在主体的历史认知中确立了“生命与人”的价值标尺,从而使“五四”以来“人的发现”这一文学主题得到新的呼应与拓展。     

论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

浅草—沉钟社作家从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在客观再现现实、改造现实的“为人生”艺术观指导下，真实地描画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破败乡村的人生面影。他们抓住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既站在农民之中，在“物质”存在层面上以“爱”的方式表现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悲哀；又站在农民之上，在“精神”生活层面上以“憎”的方式剖示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局限和精神痛苦，从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集中揭露了封建等级意识对农民的戕害，从而表达了从物质上关心农民、从思想上解放农民的真诚愿望。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与同时代的乡土文学表现出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他们对破败乡村人生面影的描绘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画廊。     

论福柯的启蒙观

本文从福柯对康德《答何谓启蒙》一文的分析入手 ,详细考察了福柯对启蒙的独特理解。福柯把启蒙看作是一种不断对“现在”进行批判的态度或气质 ,拯救了启蒙精神的积极性一面。他并没有抛弃启蒙 ,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坚持了启蒙 ,从而使启蒙精神在当代哲学中仍然具有活力。     

启蒙之后的“启蒙”

启蒙运动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而发生,它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它实际上是要在真理的基础上为人类自由奠基。但其独断论的思维逻辑、抽象的人性论假设以及决定论的历史观使人的自由面临危机。在后形而上学视阈中,既需要批判符合论的真理观及价值观,更需要一种真实的自我意识、批判精神和开放心态。     

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流变

乡土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鲁迅开启了乡土文学论述的源头,他的简短概括同时也引发了乡土文学的各种歧见。乡土的文化蕴含应该指向故乡而非单纯的乡村,对比意义下的异质性文化因素才是乡土文学之核心,现代乡土文学中都市/现代文明则是相对于乡土的异质性文化因素,都市与乡土的互动激发了乡土想象的多义复杂性。这表现在:乡土文学作者在城、乡之间情感游离,他们的城市经验干扰着他们乡土叙事的纯粹性,而他们对土地的乡愁,削弱了他们作为现代文明启蒙者对乡土的批判力度。师陀的《果园城记》为乡土文学写作了一则寓言,他抹煞果园城的地域特性,象征化游子与故乡的复杂关系,由此寓言化了乡土文学的创作动机:游子们的"乡愁"不仅源于背井离乡,也源自时间流逝的"乡愁"。这可以看作是来自空间与时间的异质性因素。从现代到当代文学场域的变动来看,乡土并非一个静止的事实,它是各种力量角斗的场所,也是一种动态的形成过程。     

从先秦到清末: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四次启蒙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人类思想史上的每一次启蒙、每一次真理的发现都是对蒙昧思想的批判与否定。于是,蒙昧与反蒙昧,就构成了思想史上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行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史正是由四次反蒙昧的启蒙思潮汇成的思想长河。第一次启蒙出现在周代,其特征是对"人"自身地位、属性及其意义的自觉,以对抗和取代夏、商的神本主义蒙昧观念。第二次启蒙出现在六朝,其标志是自然适性、钟情任欲,以纠正与清剿汉代"阳善阴恶"、"性善情恶"、"圣人无情"的蒙昧思想。第三次启蒙出现在明清,其标帜是在理欲相兼、义利合一、公私互渗、凡圣平等等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原常识,破除的蒙昧对象是隋、唐、宋、元儒家道学—理学构成的似是而非的唯理性主义。第四次启蒙在近代,特点是借鉴西方人文主义价值理念,综合中国古代启蒙思想资源,抨击中国古代维护皇权专制的整个荒谬无理的纲常理念体系。     

知识与启蒙——关于中国现代启蒙精神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中西启蒙主义异质性的整体比较以及对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独特的价值选择与相关文本的阐释,试图对中国现代启蒙精神作一文化心理层面的剖析,力争从中探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及心理内涵、社会角色的嬗变历程。     

现代启蒙精神与现代中国电影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走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脚步,它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行动提供了厚实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从而使五四运动的核心--现代启蒙精神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魂".现代中国电影在20世纪30-40年代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是与现代启蒙精神的支撑分不开的,而现代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与对现代启蒙精神的疏离相关.从现代启蒙精神这一视角来透视现代中国电影,探寻了现代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并努力把握其发展的特征和规律.     

从启蒙到批判：福柯对康德启蒙观的推进

康德的启蒙观以主动运用自己的理性为核心：首先,要自己思考,摆脱成见,主动运用理性检验一切接受的东西,乃至理性本身。其次,必须公开运用理性,将思考上升到普遍性高度,尤其是在实践理性领域把自己的准则上升到普遍的法则,从而在目的王国内实现启蒙。福柯认为,启蒙问题的提出是康德对他所处时代的思考,这代表着现代性态度的出现,而这种现代性态度包含了对时代的批判。由此,福柯把康德的启蒙置换成了批判。这种批判作为不被治理的艺术,意味着对权力引导的反抗,这就要对人们的历史存在进行考古学——谱系学的分析,明确知识——权力设立的界线,从而对界线进行不断地僭越,一次又一次地创造新的自我。     

重释批判传统与启蒙精神：福柯晚期直言哲学的两个维度

“直言”概念是考察福柯晚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古希腊语中“直言”一词本意指民主政治下的“说真话”实践,福柯借助康德的启蒙论说将“直言”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福柯哲学立足于康德启蒙观所开启的现实性面向,批判现代技术化社会及其治理模式,揭露现代知识—权力所导致的人之主体性的丧失,而后以“直言”作为哲学话语的真理形态与运作方式,让哲学真理不再是储存在记忆中的现成知识或有待主体去服从的先验律令,而是具备某种实践品质和批判精神,并通过“肉身化”的方式转化为主体自身的伦理品性或人格气质,使主体具备勇气与智慧,将生活展现为一场自我考验,从而实现从康德启蒙观中的知识主体向伦理主体的转向,以及治理实践从权力的宰制性控制模式向自我实践的介入模式跨越。     

启蒙与当代中国——从比较康德与福柯的启蒙思想出发

从康德对启蒙的论证出发,所得到的结果是启蒙的反面。福柯在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批判中,将启蒙定义为对时代永远质询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模式。比较康德和福柯的启蒙思想可以看到,启蒙作为一种以对时代批判为核心的哲学品格和行为模式将为一切时代所共有,而其批判的对象、方式和目的将永远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永远需要回答的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由人类理性取代上帝理性并成为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当前时代,启蒙的需要更迫切。     

朝向一种积极的启蒙——“启蒙辩证法”视域中的尼采与康德

“启蒙辩证法”的两个命题,“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蜕变为神话”,分别表达了对启蒙的肯定与否定态度。将理解的重心放在第二个命题上,则会得出阿多诺、霍克海默全然抛弃启蒙事业的结论,而对该辩证法的完整理解告诉我们,“启蒙辩证法”正是要将启蒙从它的“盲目统治”的扭曲形式中拯救出来,最终给出一个积极的、救赎性的启蒙概念。由此出发,文章最终将阿多诺、尼采一并解释为康德式启蒙事业的同盟军。     

存在的启蒙

福柯:我曾想着重指出哲学的质疑根植于“启蒙”中,这种哲学质疑既使得同现时的关系,历史的存在方式成为问题,也使自主的主体自身成为问题。另一方面,我曾强调,能将我们以这种方式同“启蒙”联系起来的纽带并不是对一些教义的忠诚,而是为了永久地激活这种态度,也就是激活哲学的“气质”,这种“气质”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的批判的特征。 引子 “康德以几乎完全消极的方式下定义,称之为Ausgans,即‘出口’,‘出路’”。这一“出口”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     

拒绝天城的启蒙之路——论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

1922年在中国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这一次非基运动促使中国知识界进一步形成排斥英美文化而亲近苏俄文化的心理特点;其次,这次非基运动也使得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忽略了英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者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中是包含有宗教人道主义这一脉络的;第三,中国的非基督教思想运动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宗教批判是存在着差异的,它更多的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救亡这条线索上展开的内容,在这条线索上论及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发展的影响,我们应当看到它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了作家对国民性批判主题的书写。     

别一种启蒙——论启蒙的理性与自我性

卢梭是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但他的启蒙思想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相比,又具有别样的特征,他对启蒙与文明的不满甚至批判,与其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怀旧,不如说是对启蒙辩证法的深刻洞见,而这正是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区别,也是他与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后启蒙视阈

"意识形态"作为启蒙的产物,从一开始就与启蒙纠缠在一起。马克思对于自我意识哲学、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同时也是对于启蒙以来的平等、自由、博爱等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表现的反思。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对于启蒙"治疗"的重要一环,体现了马克思对于启蒙遗产和精神的继承,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是后启蒙的。     

现代性:在神话与启蒙之间——论《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的规范与批判

<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从社会史观的逻辑理路出发,立足于神话与启蒙的双向维度,展开了对现代性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主体性原则、进步史观的批判.而"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成神话"则是该书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纲领.该纲领体现了对现代性的两种态度:其一,神话已经是启蒙,表征的是对现代性的规范;其二,启蒙倒退成神话,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