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脱中的圆融，平和中的叛逆——陶渊明人格之我见

在陶渊明的身上有着人生真谛的统一.他的性格是多样的:对于自己的人生信念他执着追求,但在黑暗现实中他又潇洒地放弃;在仕与隐的矛盾冲突中,他又能圆融地化为统一;他有着平和的个性,但其中又有着叛逆的因子.     

田园躬耕中的历史想象——论陶渊明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体物之妙,触物肖形,都成绝境,其诗中兼具画工和化工之境界。细究其然,首先,在于陶氏田园躬耕中真切的情感体验;其次,在田园躬耕中儒道交融而又自成境界,超越门户之见,兼容儒道,最终达到一个澄明的境界:万物之妙和诗人胸中之妙的水乳交融;第三,栖息田园,神游太古,使得其诗歌中具有理想和历史的双重意蕴。正是这多重的复式情调,形成"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丰富内蕴,并构成了陶诗迥异于他人的艺术特质。     

陶渊明人格解读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卓冠一代的大诗人.其人格中兼有儒家的济世与"固穷"、隐者的避世与"出世"、道家的超然与自然、文人的漠然与傲然等多重性.这种人生态度和处世方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骚人墨客尤其是唐宋以来的文人具有深远的影响.     

陶渊明与田园

陶渊明一生性好田园,心系田园,回归田园,终死田里,与田园有着特殊的关系。他在回归自然、躬耕田园中,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是重本寻根的历史传统,人与万物自然契合的哲学背景,魏晋动乱残酷的社会现实,浔阳独特的地理环境,长期躬耕的劳动实践,铸造了陶渊明的田园人格,提炼了精醇的诗品。     

陶渊明的夕照情结

陶渊明不多的诗文中,屡屡表现出他对夕照落辉的钟爱,本文把它概定为一“夕照情结”,进而指出这种情结生成的原因和它所蕴含的深邃的哲理与深沉的人格意识。     

浅析陶渊明生命哲学的两个层次

陶渊明的生命哲学是一种解脱痛苦、安抚生命的思想。首先 ,针对生的短促和死的必然 ,陶渊明表现出清醒的理性精神 ,进而提出了带有宿命色彩的“委运任化”的命题。其次 ,针对功名无成的生命困厄 ,陶渊明矛盾重重 ,转而选择了皈依自然的诗意栖居。陶渊明正是借此安身立命 ,并为后代士大夫建造了一座精神家园。     

清韵人格菊花香——蒲松龄与陶渊明

本文对陶渊明与蒲松龄这两位不同时代的文学家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比较研究。陶渊明作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推崇的人格典范，人们对其人格内涵的理解虽然千差万别，但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儒道思想的规约。蒲松龄创造性地接受了陶渊明，他以审美解读的方式打破了儒家思想的规范，为陶渊明的人格内涵注入了肯定物欲的因素。这是蒲松龄在陶渊明人格接受史上的新贡献     

金代南渡诗人对陶渊明接受摭析

金室南渡以后,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相适应,南渡诗人在诗学视阈之下对陶渊明的高洁人格给予评价;对陶诗的现实精神进行审视;此外,南渡诗人对陶诗的美学品质亦大为推崇和效仿。这种异代共鸣在很大程度上既体现出接受史上的普遍性,又表现出了特定文化建构和时代背景下接受心理的特殊性。     

从宋词看宋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作为意象在宋词中的广泛使用,说明陶渊明在宋代已被广泛接受。宋人主要是从人格认同上来接受陶渊明的,他的真淳、自由、达观、傲世、安贫的人格深受宋人的喜爱。他机智风趣、潇洒飘逸、超脱闲雅的魏晋风度也让宋人叹服,而对他愤世情怀的忽视与对艺术创新的漠视在词中也是显而易见。     

"仲蔚爱穷居"与陶渊明的全生心态

根据《咏贫士》的"仲蔚爱穷居",可以判断该诗创作于晋宋易代之际,明确体现了陶渊明的全生心态:在乱世中驰骋官场,必遭无妄之灾;而安居田园,才是最大的幸福。     

论陶渊明的历史哲学

总体上看,陶渊明历史哲学的观点主要体现于他的《命子》《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附尚长禽庆赞》等诗文中。在历史发展问题上,陶渊明认为人类的历史体现为来自远古的展开,是一个天运或天命的过程。同时,陶渊明认为历史是道德的呈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陶渊明有自己的标准:在历史中能够表现道德,即便是以微弱的作用表现道德的,都是应当认可的英雄;相反,如果没有道德的因素或者道德特征不明显的人,即使是气吞山河、胸纳九州、包藏四海,建立了惊天动地伟业的君王将相,也应当无视其存在。     

古史二题

《左传》离城所指,旧有舒鸠城与钟离城二说,前说有论而后说无考。由吴楚战争因由、战术安排及钟离城处离山之旁知,离城即钟离城可以无疑。楚所灭之杞在何地,学术界众说纷纭,陈伟先生提出在泗水下游一带,当今安徽泗县城关,最为可取,作者作了一些补充证明。     

浅评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两次少数民族改革

北魏拓跋氏改革和元世祖忽必烈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两次少数民族改革,其改革的背景、内容和意义等诸多方面都不同于汉族统治阶级的改革和变法。少数民族由于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其历史上的民族改革也有突出的少数民族特色。     

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历史,一是知识性的历史(事);一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即"存在性的历史"(道).史通大道,道、事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与时俱新,引领现实,保持原创性生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偏向于脱离"存在性的史"之基础,退居学院化的知识性一极.突出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教化对于义理、"存在性的史"对于"知识性的史"的奠基作用,应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所予以重视的问题.     

王韬《法国志略》史学思想析论

<法国志略>是王韬撰著的反映法国历史盛衰变化的史学名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思想.首先,从初撰本和重订本的对比中,王韬撰著<法国志略>前后编撰思想变化较大,初撰本<法国志略>重地理,轻史实,而<重订法国志略>十分重视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内容上不仅更加丰富,更具学术价值,而且体裁、体例更符合史书的要求.其次,<法国志略>的历史盛衰意识甚为突出,王韬从中西历史的对比中,得出如下结论:法国的盛衰正可以作为中国的"殷鉴",这是对传统史学历史盛衰意识的发展.最后,<法国志略>在介绍法国制度、文化方面富有特色,为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先进性打开了一扇窗口.     

道与中国哲学

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道既指天道,也指人道.天道作为宇宙、自然的法则,属"必然",人道作为理想、规范,则表现为"当然".以道为视域,世界"是什么"和人应当"做什么",世界"怎么样"与人应当"如何做"等问题,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相对于"技","道"超越了经验之域而表现为形上的智慧,由"技"而进于"道",既指超越界限、达到对真实世界的整体理解,又指从知识走向智慧.对真实世界的整体理解,同时表现为一个"以道观之"的过程,后者意味着以统一之道为视域,扬弃和克服各种片面性,不断达到道的智慧.对中国哲学而言,道所内含的各种意义唯有通过人自身的知和行、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才能呈现出来,而道与人的关联,具体又展开为实践的智慧.以"志于道"为形式,道进一步还涉及人自身的成长和发展问题,后者进一步指向人格的培养和完善.     

论中国哲学中的"器物"与"道理"

文章对日常所见的"器物"与"道理"作诠释,认为中国哲学中说的"器物"与"道理"是统一的,即道在器中、理寓物内.因为这样,所以哲学家们可以以器喻道、藉物明理;反过来也可以制器证道、设物明理.而之所以能这样,在于古代哲学家有着万物一体、物我同道的思想,诸如这些,都表现出与西方哲学所不一样的特征,应引起关注.     

道之两种状态与物之两种形态——兼及道物关系

孙以楷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道论完全源于现实,不应把道玄虚化、神秘化。老子开辟了中国人寻求天地万物本原本体的致思方向,提供了本体论理论、体系架构和范畴。李霞认为老子是中国生命哲学之父。老子以深具生命意蕴的“道”作为核心范畴,以生命崇拜意识为根本观念,建立了一个以生命本源论、生命机制论、生命本质论、生命价值论、生命存在论、生命修养论以及生命境界论为主要内容的生命哲学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宗教乃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陆建华认为老子的道具有有物与无物两种状态,老子之物亦有道中之物与道外之物两种形态。所谓道物关系表现为道之“有物”状态、有物之道与道中之物、道外之物的关系。徐小跃认为分析和挖掘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其任务就是看这一思想在何种程序上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出人性的本质、社会的本性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老子思想的价值正是体现在他对人的存在方式给出了符合人性的解释,而人也只有在与自然合一的状态才能完成关系双方各自的价值和性命之情,老子以“返本还原”的回归意识给人类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