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承诺：村级民主管理的新机制——浙江省金华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浙江省金华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实践的调查,发现以“先定事、后选人、再践诺”为主要内容的村干部创业制度,把创业承诺贯穿于干部选拨、考核和管理的全过程,显现了重要的创新意义：1．初步构建了村干部创业的制度体系;2．推动了村民自治的民主创新;3．重构了村庄治理的组织结构;4．创新了村干部创业监督机制。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提出了完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的一些对策建议。     

民主听证质询:选举后村务管理的机制创新——以安徽五河县民主听证质询制度的实践为例

通过对安徽省五河县选举后村务管理制度的考察与分析,认为该县积极探索并普遍推行的村民民主听证质询制度,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扩大了村民政治参与的范围,建立了利益表达的制度平台,成为选举后村务民主管理的有效机制.     

司法视角下的农村基层民主困境——以新会法院司法案例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新会法院涉农案件的实证分析,农村基层民主存在村民选举权虚化、村干部滥用权力损害公共权益、村干部经济犯罪频发等现象。民主选举缺乏教育和引导、村民自治的管理机制流于形式、民主监督缺乏完善机制、法律救济途径不完善,是造成困境的制度原因。须从立法、制度创新、部门联动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现阶段村民自治运行的困境及其解决思路

村民自治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困境状态:村委会组织地位尴尬,乡村关系、两委关系难以协调;村级民主选举单一推进,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严重滞后;村民自治的动力资源严重匮缺和流失.要推进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必须改革乡政体制,推进乡级民主和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加强对农民和村干部的政治教育,同时应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并坚持村民自治各项制度建设的整体推进.     

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困境分析

村民自治的制度目标是:通过村民的"四个民主"活动,实现转型时期中国农村治理方式的民主化。然而,由于村庄内部的两个行为者———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利益冲突,以及二者力量的不对称,致使"四个民主"的发展呈失衡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国家必须作为村庄外部的主要力量监督和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对二者的矛盾加以协调,对其他三个民主的实施加以规范和引导。     

农村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的变革——关于梨树、河曲、路南三县“村务管理”的调查(二)

梨树、河曲、路南三县的村务管理 ,因其治理方式 (即公共权力运用方式 )的不同 ,从而形成不同的经验。(一 )梨树县村务管理经验的特点选举是民主纵向结构的起点。作为“海选”故乡的梨树县 ,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委会 ,在党支部的全程领导下 ,与村民合作运用公共权力 ,实行民主管理 ,最突出的特点首先表现为村务管理的制度化程度较高 ,村委会各项成文规章制度齐备 :从表 1来看 ,作为村民自治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如民主选举制度、村民会议制度、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 ,村干部的选择率都是 97.0 6% ,说明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得到…     

竞争性选举对村干部行为的影响

运用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引入中国农村 ,对村干部行为的深刻影响。一方面 ,竞争性的选举使得决定村干部去留的权力由乡镇干部转到村民手里 ,村干部为了在换届选举时连任 ,都要致力于为村民做一些实事 ,注意不得罪太多的村民。另一方面 ,村干部也会积极处理好与乡镇的关系、贯彻上级的政策 ,因为他们要做好自治范围内的事情 ,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乡镇的帮助和支持。     

我国农村村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村务公开是村民自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村务公开的贯彻落实状况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在我国广大农村的政治实践中，村务公开还存在重形式而轻实效、执行主体出现偏颇、农民群众的监督不到位及村干部民主意识缺乏等问题，致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不能得到有效开展。本文认为只有通过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完善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建设、发挥农民群众的监督主体地位、培养村干部的民主意识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才能推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贯彻落实，促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     

试论人大质询制度的运用与完善

我国人大质询制度发端于建国之初,伴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而日益完善,但质询制度本身固有的弊端却阻碍了其监督作用的发挥。因此,分析人大质询制度的发展状况,探讨人大质询与宪政的内在关系,完善人大质询的法律制度,对促进我国民主政治法制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议两公开”：村民自治的程序性制度创新——基于河南邓州个案

基于村民自治民主内涵及实践有待深化以及村“两委”关系与“乡政村治”模式有待协调与完善等问题,河南邓州探索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明确了村民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的运作规程,重大事项必须通过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决议才能实施,决议和实施结果公开。这一程序性制度创新有利于引导村民广泛参与村庄重大事务,实现乡村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均衡,在沟通协商的氛围中体现出现代民主应有的价值内涵。因此,完善的程序性制度是村民自治有效性的基础,多方联动机制是推进村民自治的关键,政府的引导是村民自治制度创新的保证。     

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优势与作用

大学生村官具有良好的政治理论素养优势、较强的民主和法治意识优势、较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优势以及特定的角色与特殊的身份优势,大学生村官充分发挥好自身的这些优势,能促进党和政府相关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能增强村干部和村民的民主意识与法治思维,能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能推进村民自治的民主制度建设,对于农村的民主法治建设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民主的现状与原因思考——以绍兴农村为例

农村基层民主是中国基层民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之一.绍兴基层民主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能人治理和法治理两种模式.当前,绍兴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存在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紧张、村民的政治参与度不高、对村干部的监督难以落实和乡政对村治的行政干预过多等问题.究其原因,既有制度原因,也有政策原因.为此,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培养农民现代公民意识,促进农民政治参与,力求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契合.     

村民自治中少数人利益被侵害问题及对策研究

村民自治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在中国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发展壮大。它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观念上的制约、法律制度层面的不足、对少数人利益的漠视及村民自治过程中行政制约的缺乏等,当前我国村民自治过程中少数人利益被侵害现象尤为严重。解决好少数人的利益问题,必须从制度建设、村干部守法意识和村民的维权意识以及建立监督约束机制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构建良好大环境;破除陈旧落后观念,增强村干部的守法意识和村民的维权意识及加大对村民自治运作过程中的监督和约束力度,从而逐步减少少数人利益被侵害现象的发生。     

六合区：五项措施强化村官廉政建设

一是实行村建工程项目管理制度。村建工程项目一律按造价大小和发包项目，确定相应的招标或议标方式．经村两委或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讨论通过。工程结束．经质量验收合格后付款。二是实行村干部“十不准”。制定村干部不准坐收坐支费用、不准用公款报销个人资费等10个方面的具体规定。三是实行村干部述廉评廉考廉制度。村干部年终向党员和村民代表述廉．接受评议、考核、定档．对满意度较低的实行党风廉政“一票否决”，予以降职或免职。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已于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运用比较法,分析这次修改的具体情况以及修改后《村组法》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修改后的立法从多方面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丰富了村民自治组织体系,拓展了村级民主的参与渠道;但在村委会的设立原则、村干部补贴发放标准、选举规则等方面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问题与对策

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既是我国乡村治理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探索。坚持党的领导、基层“半政权”性质的推动、非国家形态民主新形式所积累的经验、改革实践成本低风险小可操作性强等条件和基础,使村民自治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着村民、村干部素质不高,“党委和村委”关系不和谐,村自治权与乡镇行政权冲突,村民委员会工作定位不清等带来的种种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变迁实证分析

本文在村干部职务行为分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农村调查，实证分析了村干部在免税前后的职务行为变迁，认为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在免税后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后税费时代，村干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为村民服务的过程。     

新形势下村干部腐败问题治理研究

从社会不良风气降低村官道德水准、留守人员素质影响村民自治水平、乡村宗族势力阻碍基层民主进程、政府监管不力制约农村反腐成效等方面分析当前农村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提出"三个结合"预防和治理村干部腐败的新思路,即教育管理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制度建设与惩处腐败相结合、科技反腐与民主监督相结合,营造村干部不愿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村级权力运行新环境。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农民心目中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为了适应农村实行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后的新情况,在基层设置的一种新的群众自治制度。这一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经历了从试行到全面实施、规范运作的过程。实践已经证明,村民自治制度对于发展基层民主,推动农村的政治文明和小康社会建设都有重大的意义。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