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史学大众化的百年历程

史学是生发于大众实践活动的需求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一门学科，中国史学也不例外。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统治者不断强化的控制与利用，史学的“贵族化”倾向日益严重并最终形成“庙堂史学”垄断史坛的局面。不可否认，庙堂史学曾经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并给后代史学留下了诸多可资继承的优良传统。但是，客观历史本身是以广大民众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一旦以客观历史为记述与研究对象的史学出现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忽视而与其性质和目的相背离时，这种背离将使史学内容日趋狭窄、传播范围大为缩小，还将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在很…     

"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

历史学是说故事的陈述之学,它讲道理,但表达方法是寓论于史,并非以讲求哲理、规律为特色.因此,历史学不宜放弃陈述之学的特征,而失去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历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告别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与阶级论史学迭居主流地位;20世纪末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呈方兴未艾之势,可能会由此走向整体史的新史学,因而社会史成为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过渡的中间形态.史学特征及其发展历程表明,史学功能应当而且正在转换由政治教化转向社会文化,研究成果由大众分享实现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历史研究走近古人生活世界,文学作品贴近今人生活.为此,文学著作应有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就此而言,社会史研究赋予史学新的生命力.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要求会更高,并且需要继续克服居高临下的对待读者大众的态度.     

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演化大势是由历史理论逐渐向史学理论过渡。其变迁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同时,中国学者也一直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思考。这些创获,记录着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前进的真实足迹。今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将协调发展。     

鄂伦春族地域公社的形成和发展

地域公社,也称村社,是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崩溃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历史形态。村社的主要特征是:“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统亲属关系的束缚”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所固有的二重性”。这种村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但是,它在不同民族、不同经济类型中表现着不同的特点。对这些特点进行研究,就会使村社阶段的历史更加丰富多彩,看出民族与社会发展的复杂与纷繁。     

李大钊对中国史学科学化的构想

20世纪初期,史学领域内曾对“科学的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途径进行过引人注目的争论。其间,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的李大钊从指导理论、学科形态、目标追求、研究体系等不同的层面提出了中国史学向科学化形态发展的构想。在当时,这一理论阐释,其前瞻性和科学性显而易见。它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也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批评

一、９０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９０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同时,社会文化形态也由传统的农业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转型;从价值体系上看,则由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模式,向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体系转化。对大众日常生活价值形态...     

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有几种形态的马克思哲学? --对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研究的一点思考

作为真正的世俗哲学,马克思哲学的世俗性主要体现为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的非神圣性和非唯一性.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在历史形态与逻辑形态两个向度都呈现出复合性特征.明确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的世俗性和多样性,对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多形态构建具有基础意义.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真正原点是现实生活.诚实,而非技巧;态度,而非方法,已成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者的沉重挑战.     

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历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前后经历先秦伦理史学、汉唐叙事史学、宋明义理史学、清代考证史学几种主要形态。史学形态的嬗变导致历史知识社会功能的转型。大致说来,先秦伦理史学和宋明义理史学突出史义,其历史知识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伦理道德为旨归的教化类型;汉唐叙事史学和清代考证史学突出史事,其历史知识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以直书善恶为旨归的取鉴类型。两种类型的史学各有利弊得失,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梁启超的传记理论及其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２０世纪初第一个致力于传记理论研究的大家,其理论为推动中国古代传记向现代传访的过渡作出了不过磨灭的贡献。梁氏对传记的界说、对史学性传记之操作原则的阐述、对传访之文史关系的见解都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     

论史学功能的文化形态

历史学归根到底无非是人类社会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形式,故其功能本质上也是一种合精神性、中介性和传播性于一体的文化性功能.它首先表现为文化形态,即由史学的文化特性所决定的对人类文化意识领域所具有潜在作用与影响,包括促进人类的自我认识和把握,进行人类文化知识的保存和增殖,提供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的双向思维模式等.在此基础上,进而转化为社会表现形态,即史学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所起的具体作用.在史学功能由文化形态向社会表现形态的转化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史学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和史学受众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变异现象.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张舜徽先生史学的总结性特征

按照逻辑的结构而非历史的顺序 ,2 0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分为总结性史学、批判性史学和建设性史学。在这个坐标系上 ,张舜徽先生属于总结性史学。他对自己史学的这一特征 ,有着十分自觉而明确的认识。 2 0世纪总结性史学的对象和任务 ,是要通过对清代学术的总结 ,以完成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清理 ,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准备条件 ,张舜徽先生学术工作的重点也正在于此。而讲求义例和举要 ,则是其总结性史学的特点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

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变数和动荡的百年。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也随同这震荡的世纪一样,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完成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其间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一、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主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一是由新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首先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中实现的。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     

从甲骨文“姓”、“娶”、“妻”诸字的构形看古代婚姻形态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婚姻形态曾经经历了由母系氏族社会的群婚制向父系氏族社会的专偶婚制的过渡,而在其过渡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抢婚习俗.甲骨文"姓"、"娶"、"妻"诸字的构形就像一幅全息图像,透示了其过渡的轨迹.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时代的开辟

改革、开放和创新开辟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时代,时代变迁和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推动着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向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范式转变,文化建设服务于经济、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文化建设找到了正确的位置;由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和封闭保守的社会文化结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和开放创新的社会文化结构转变,文化建设获得了反映社会进步、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崭新的时代内容,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由"穷过渡"的文化价值目标取向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价值目标取向转变,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社会文明共同进步.     

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

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形态虽然没有发生质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理论环境的更替,其具体运动形态却出现了新的情况,进入了新的历史进程,实现了从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转换,当前正经历着从次生形态向再生形态的转变。透过这种转换,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共时性与历时性: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

求真与否不是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而是共途。西方近代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历时性,核心内容在于探寻历史规律。中国传统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共时性,核心思想在于阐明治乱之道,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价值体系。20世纪以降,中国史学革命愈发重视规律,西方史学的自我反思却愈发轻视规律。历史过程不能脱离时空成为抽象的存在,历史认识同样不能脱离共时性与历时性而抽象存在。将中西史学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有机结合,或许有益于史学的未来发展。     

胡汉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轫

胡汉民是被后世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有意删除的人物。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胡汉民在唯物史观的输入传布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先驱者的角色。他不但正面推介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还批驳了一些欧美学者对唯物史观的非难攻击。胡汉民把唯物史观归结为"经济史观",对阶级观点阐发较少。胡汉民1919-1920年的哲学史研究和井田制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史学领域的首次实验,意味着唯物史观开始从学理介绍向具体研究过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萌芽。胡汉民将唯物史观作为学理来研究的态度,为我们审视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提供了不少启示。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