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研究的一部学术新作——《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评介

王中江博士所著《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张岱年先生在该书《序》中肯定地指出;“这是一部学术史力作。”诚然,该书是研究金岳霖先生的一个重要新成果,具有许多特点,主要如下: 首先是全面性。正如该书副标题“金岳霖先生的生活及其哲学”所示,作者对金先生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非像一股论者那样,或者只研究金先生的学术思想,甚至仅是研究金先生的某一个学术问题;或者只研究金先生的生平,甚至仅是回忆金先生的某些生活片断,该书兼而有之,比较全面系统地研     

金岳霖的《知识论》

金岳霖在《知识论》一书中,按照西方哲学的学术框架,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有思想深度的知识论体系;自觉地把逻辑分析方法严格而系统地运用于哲学研究,特别注重思想的清晰性和论证性;在融会中西的基础上,不仅“照着”西方哲学家“讲”,而且大胆地“接着”西方哲学家“讲”,提出了许多独创性见解。因此,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一件小事》的创作动机及其他

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是现代文学名篇,也是中学语文的传统教材。它写于1919年11月。 如果要问《一件小事》表达了什么思想,大概连中学生都会毫不费力地回答说:“《一件小事》通过人力车夫和“我”对待老妇人的不同态度,赞扬了人力车夫勇于负责,正直无私的高尚品格和“我”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从而在现代文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重大课题’。(陈漱渝《读〈一件小事〉札记》)这是一种被许多专家首肯因而也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但,这是鲁迅先生创作《一件小事》的真实动机吗?或者说,鲁迅先生创作《一件小事》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什么,为知识分子指出一条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正确方向吗?我不以为然。     

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与何新同志商榷

看了《学术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上何新同志的《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一文,觉得有些问题需要商榷。现在仅就其中有关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向何新同志请教。一、把“形而上学”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究竟是从谁开始的? “形而上学”一词,由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字转为哲学名词,本来指的是研究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从黑格尔开始,在这一涵义之外,又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这是哲学史上的常识。但是何新同志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形而上学看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何以见得?他举出了黑格尔的两句话,认为其中的“形而上学”指的是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其实,这样的话何止两句?还可以举出许多     

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

一 工具、方法、道路(logos) 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象他的“形而上学”一样,是后人起的名字。“工具论”名下分《范畴》、《解释》、《前分析》、《后分析》、《论辨》以及作为《论辨》第九卷的《辨谬》诸篇,而《形而上学》名下则只分卷、篇而没有标题,这可能因为《工具论》辑集较早,材料比较完整,《形而上学》成书则较晚,材料比较零碎;然而,无论如何,《工具论》与《形而上学》是相对应的两门学问,《工具论》专讲“思想”,《形而上学》则主要讲“存在”。     

浅谈郭沫若三步鲁迅诗韵

郭沫若是新时代的著名诗人,他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卓著,但他在《沸羹集·序我的诗》中却说:“我不大高兴别人称我是‘诗人’,但我却是喜欢诗。”郭沫若确是“喜欢诗”的,除创作之外,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诗的评述,尤其对鲁迅的诗,推崇备至。在《鲁迅诗稿》序中,他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说来奇怪,鲁迅也不喜欢别人称赞他的诗。他说:     

苍生之道——读吴志攀《闻道与问道》

（2009年）元月8日是北大教代会。我一早赶到会场,坐在边上浏览周其凤校长的报告,心里正想着下午的分组讨论会上,要给学校多提几条意见。吴志攀教授默默走过来,送给我一本书,是他的《闻道与问道》。扉页上题道：“春节好!请孔庆东学长雅正。弟志攀。”无论从年龄还是学术造诣上,他都应该是我的学长。如此谦逊的称谓,我从书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是跟费孝通先生学的,费孝通给晚辈签书时,都写上“请指教”。吴志攀说：“真正的大家,尊重所有普通的人。”     

马谡是“自杀”的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林汉达先生的《三国故事》中,把马谡写成“认罪自杀”:“……诸葛亮吆喝一声,先把将军李盛砍了。他对马谡说:‘我要是不把你办罪,全军不服。’他就把马谡下了监狱。”“马谡在监狱里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他写了这封绝命书,就自杀了。”说得煞有介事。马谡“自杀”之说不知何据。但我稽查史籍,事实完全相反。陈寿《三国志·蜀志·请葛亮传》说:“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第922页)《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也说:“……谡督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与金景芳先生商榷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郭沫若先生的观点是:“井田只是公家的俸田,这是土地国有制的骨干”。“井田制是有两层用意的: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对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计算单位。(《奴隶制时代》第29、31页)。去年《历史研究》第二、三期发表了金景芳先生《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商榷》的文章,不同意郭老关于井田制的上述观点,认为中国的井田制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马尔克”公社;井田制的形式就是孟子的“八家共井”。我并不完全同意郭老的井田说,但尤觉得金先生的     

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编辑部最近收到丹麦“共产主义者工作小组”戈特福莱德·阿佩尔的来信,还附来他自己的一篇文章和两本小册子。来信中说,他以最大的兴趣,阅读了1981年3月《北京周报》在文摘专栏中转载黄万盛、尹继佐的《试论中国无产阶级局限性》     

哲理的熠熠光华——论鲁迅散文的哲理特色

一 和鲁迅一起办《语丝》的同人章衣萍在谈到《野草》时这样说过:“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富于哲理性,确实是《野草》的一个显著特色。这里所谓“都包括”,显然是指凝聚在《野草》里面的哲理是多方面的,是很丰富的。鲁迅从现实斗争     

一个农民的教子"秘诀"

这次回老家,遇到一个姓包的农民,他说他的大女儿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外国语大学,小儿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理工大学。我问他;“你在教育孩子上有什么好办法呢?”他笑一笑说:“我的办法跟别人不一样,不是我教孩子,而是让孩子教我。” 他说:“我小时候家里穷,读不起书,要指望我教孩子,那只能是笑话,但如果不管他们,由着他们瞎混,我又不甘心。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等他们上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着一起学。他们每天从学校回来,我都让他们把老师讲的跟我讲一遍,然后他们做作业,我也在旁边做,弄不懂的就问他们,他们弄不懂的     

鲁迅与冯沅君

<正> 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冯沅君先生(笔名淦女士)创作的《卷葹》,这是鲁迅先生主编的《乌合丛书》之六。这本小小的集子,当时只出了三千册,于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北新书局印成,可以说是《乌合丛书》中最薄的一本。但鲁迅先生从编辑到出版却为它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如《卷葹》的封面,他就亲自写信给画家陶元庆,要陶元庆精心地加以设计,并且根据王品青的要求提出:“将书名‘卷葹’两字,作者名用一‘淦’字,都即由你组织在图画之内,不另用铅字排印。”还特地介绍这本书:“内容是四篇讲爱的小说。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先生对封面设计提出的要求是那样细致、具体。后来因为司徒乔已为《卷葹》画好了封面,鲁迅先生又致函陶元庆说:“兄如未动手,可以作罢,如已画,则可寄与,因为其一可以用在里面的第一张上,使那书更其美观。”他考虑得如此周到,为美化书面的装帧费尽心血。     

姚文痞与德彪西

姚文痞1963年5月2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的臭文。给《克罗士先生》一书的作者法国作曲家德彪西扣上一大批铁帽子。妙在这位自封的“权威批评家”连书都没有看懂就挥舞大棒乱打一阵,外国人看了准会笑掉牙齿。我在6月25日的该报上发表短文劝他写文章要谨慎小心,不能“好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因此冒犯了这位“权威批评家”。他的后台说:“贺绿汀自己跳出来了,很好,在报上狠狠地批判!”于是下令手下人强迫动员音乐界写御用文章向我围攻。从《文汇报》、《光明日报》到《人民音乐》,从1963年到1964年,批判文章达数十篇之多。     

谈谈科学和民主

有机会到成都来,四川省的同志要我跟同志们见面,谈一谈。今天,我想就科学和民主的问题,讲讲自己的一些看法。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讲这个题目,还得先从五四运动说起。大家知道,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两个重要口号。其实这两个口号并不是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才提出来的。早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的时候,陈独秀在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就提出来了,不过那时候把民主叫做人权。在那篇文章里,陈独秀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卞,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意思是     

争论要弄清对方的观点

编辑同志: 贵刊1984年第1期上发表的《承认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也不是划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一文,我看过了。文章作者认定,王若水是把承认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划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的。他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从而提出了他自己的     

关于形而上学的科学涵义

(一)我们认为,把形而上学作为一般思辨哲学的代名词来使用,以及把形而上学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都不甚科学。因为这些都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大思想家对形而上学的评价。首先,他们并没有把形而上学当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而加以指责。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早期合写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没有把形而上学看成是反辩证法的东西。马克思说:“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一切形而上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在《哲学的贫困》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做“政冶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显然,他们不仅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过“形     

释《卷耳》

<正> 《周南·卷耳》一篇,自来不得确解。近年来出版的《诗经》选注本。选译本。全注本、全译本不少,对于《卷耳》篇大都袭用方玉润的说法,即:“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闵其劳苦之作。”(《诗经原始》)然照旧无法讲通。惟独一九八○年出版的高亨先生的《诗经今注》提出了一个新见,他说: 这首诗的主题不易理解,作者似乎是个在外服役的小官吏,叙写他坐着车子, 走着艰阻的山路,怀念着家中的妻子。我觉得此说最有意思,可惜他没有详为推证,而且语气出于疑似,还不敢自信地决然肯定。我也正在读《诗经》,有相似的看法,兹不揣固陋,略为申述之。     

价值体系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评《开放与封闭》

当初,拜读过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之后,我在拍案叫绝的同时,曾为金先生未能解答他自己所提出的“价值观念”问题而感到遗憾。 现在,金先生所留下的空白,由封祖盛,林英男的《开放与封闭》(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所填补了(下称“封著”,凡引该书,不另作注)。“封著”以“价值”为基点,从“外交”、“目标”、“国家”、“家庭”、“认识”、“政治”、“成就”、“经济”、     

散文特质论

什么是散文?这是个曾令许多人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出过许多散文集子的巴金先生在回答什么是散文时说:“我实在讲不出来。我并非故意在讲假话,也不是过分谦虚。”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过很大贡献的散文家郁达夫也说过:“我们的散文,只能约略的说,是Proso的译名,和Essay有些相象,系除小说戏剧之外的一种文体”(《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更有甚者,一位英国作家曾不无怨恼地指责:“散文,这是文学橱柜里一件可诅咒的、莫可言状的衣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