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科道官的“风闻言事”

所谓“风闻言事”,指监察官可以不必根据任何书面告发材料,根据一些传言之词,即可弹纠举事。①又称“风弹”。监察官可以风闻弹人,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独有的一项规定。据宋人洪迈考证,“盖自晋宋以下如此。”②此后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沿用,并不断加以完善,使之成为封建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弹劾制度。明代“风闻言事”的情形如何呢？迄今尚无论者专文述及。基于此,笔者拟就明代科道官风弹的特征及其作用略加陈述。第一,科道官“风闻言事”时开时禁。明代是否允许科道官“风闻言事”呢？迄今尚无定论。或曰明代一直倡行此制;或言明…     

论《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

“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在明代众多的言情传奇中,足称“擅场”之作者,应首推汤显祖的《牡丹亭》。《牡丹亭》所讴歌的“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深深地感动了封建时代青年女子的心,甚至出现为之断肠殉情的事。其所以有这样感人的魅力,原因就在于它以精湛新颖的浪漫主义艺术方法,把纯真     

我国封建时代监察监督制度的特点及局限

我国封建时代的监察监督制度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始终,其最大特点莫过于监察监督乃封建皇帝完全控制的监察监督,监察官乃皇帝个人的耳目工具。围绕着这一特点加以总结,大概有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论所谓“治生之学”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的主要特色之一是封建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占主要地位。各时期的思想家多半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角度探讨经济问题,经济思想主要是以“富国之学”、“富民之学”的形式发展的。这种情况同西方奴隶制时代和封建时代往     

封建长期 似乎不长

中国史学界有“封建长期”一说。意思就是说,中国的封建时代特别长,所以构成了长期封建。所谓长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1)认为中国的封建时代比世界其他各国的要长些。如果是这样理解,照我看,似乎不会构成封建长期说,因为各国历史的长短原来不齐,某一个国家的封建时代较长,是极寻常的事。(2)认为中国的封建时代比它自己的奴隶制时代长     

枢密院始于晚唐

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版《辞海》“枢密院”条曰“枢密院:中国封建时代中央官署名称,五代后梁时建立崇政院,后唐改称枢密院,宋代沿置。”(缩印本第1274页)此处将后梁的崇政院作为枢密院之发端,实误。据晚唐人裴光庭《东观奏记》卷中,宣宗“尝诏枢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语林》卷1也有相同记载,可知至迟在唐宣宗朝已设立了枢密院。至     

试论清代监察官的权威及其保障机制

<正> 职官司法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政治中是不可取缔的自律制衡机制。历代封建君主为强化其专制统治,都有意识地张大监察官的权威,并建立若干人身和职业保障制度,以加强对百官的威慑作用。由于监察官威张权大,往往会酿成“台使之害”,所以,随着统治经验的积累,反监保障措施也逐步制度化。古代监察制度至清代最称完善,     

孟子“禄足代耕”制禄思想争议

“禄足代耕，此古今之通义也”①，二千多年来，“禄足代耕”之说为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们奉为传统的制禄思想，也为历代的封建统     

论王夫之哲学所具“大成”气象的特征

王夫之在评价孔子时说;“自生民以来圣者不一矣,尽生民之所知而知无不至,乃以集大成而为大成,未有如孔子者也。”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自孔子以来圣者不一矣,尽生民之所知而知无不至,乃以集大成而为大成,未有如王子者也。”我认为,这对王夫之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当的评价。王夫之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思想的集大成者,这已成为思想史界的共识。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尤其具有“大成”气象,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中国封建时代哲学的终结。     

清代科道“风闻奏事”权力的弱化及其政治影响

宋代以来,科道官员能否风闻奏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也是历朝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禁之则言路闭塞,纵之则使科道常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清朝定鼎后,历顺、康、雍、乾几朝,这个问题一再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焦点.顺治朝开禁,康熙朝初期严禁,后虽反复讨论犹未开禁,及至康熙中期皇、储矛盾日渐尖锐时,风闻奏事之禁终得复开.雍正朝又以奏折制度日渐成熟,一度严禁风闻奏事.乾隆朝虽无明令禁止,但奏劾无据者常受谴责惩处.由是,皇帝如何把握分寸,既让科道敢言敢为,又避免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党同伐异,科道权力如何盈缩变化,风闻奏事为何时开时禁,成为反映清代政治斗争、政治制度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洞悉宋明以来权力格局变化走向的关键落脚点.     

唐代台谏官的选任制度

唐代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成熟期。在具体的机构设置上，御史台和谏官机构分置，相应的，唐代的监察官也就分为台官和谏官。台官和谏官的职责有明确分工，“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掌规谏讽谕，凡朝政得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当，皆得谏正”①。因其职责重大，台谏官的选任倍受统治者重视。为了保证有一支高素质的台谏官队伍，唐代制订了一系列较为完备的选拔标准和条件。 一、唐代台谏官的选拔标准和条件 唐代监察官的选拔标准和条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一般标准和条件，即所有台谏官人选都需要具备的基…     

太初有“言”更有“事”——言事关系与先秦学术形态嬗变

人类所说之“言”与所做之“事”既反映人类的本质特征又构成人类世界的两个主要面相。所以,先秦史官不仅重视记“言”述“事”,而且将“言”与“事”分别而书。先秦之“言”经历了从神言到人言、从具体之言到抽象之言、从散见之言到结集之言、从格言警句到系统论说的发展演变。在此过程中,言事关系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向：一是“言”朝着离“事”而独立的方向发展。“言”的形成虽然离不开人类所做之“事”,但伴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言”的抽象性、概括性越来越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先秦诸子立“言”成家,最终完成了对具体之“事”的超离与统摄。二是“事”作为更为本源性的存在,本质上“言”亦属于“事”(人类活动),伴随着人类的觉醒与人类活动的日益复杂,“人物行事”愈发成为记录的中心,及至《左传》寓“言”于“事”,将经学思想、诸子言论、格言警句、俚语俗谚融入历史叙事之中,“事”最终实现了对“言”的主导与统合。“言”与“事”及其关系的演变,与经学、子学、史学的起源、形成有着内在的关联。     

中国封建社会抑商政策考辨

在研究中国封建时代的商业政策时,大多数论者总以“重农抑商”或“崇本抑末”概而论之,并认为这是封建统治者们奉行不逾的“固定国策”.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中国古代各封建王朝推行的商业政策及其执行情况,得出的结论就会与此大不相同.     

史前《弹歌》之我见

在古籍所载的少数史前歌谣中,《弹歌》是公认的“太古之作”。无论就其内容的古朴和形式的拙直,都比其他歌谣更为可信。不过,《弹歌》的录著入籍较晚,历史研究者对它的解释也不尽相同。以内容而论,或曰“最古的谜语”,或曰“古孝子之歌”,或曰“仪式歌”,“军葬战歌”,或曰“表现古代狩猎的过程的歌”。     

戊戌年天津阅兵“兵变”说考辨

1898年的戊戌维新是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留下了诸多耐人寻索的历史疑案.近年来,围绕翁同龢罢相的导因、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关系以及康有为“衣带诏”的真伪等问题,史学界展开了讨论.但对曾经风闻一时的天津阅兵“兵变”说,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根据现有材料,对此作一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     

惩劝与教化；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

惩劝与教化；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张振军儒家封建思想对我国占典小说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将这种影响合理化、具体化者，则是小说理论中的“惩劝教化”说。几乎可以说，“惩劝教化”模式牢笼了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理论和创作。至明代中期，“泄愤”说的出现。打破了“惩...     

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可喜成果──评《中国行政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可喜成果──评《中国行政法制史》赵馥洁西北政法学院教授中国自古就颇重行政管理，春秋时代已有“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的主张，以政与刑、德并列。在以后漫长的封建时代，更形成了甚为严密的行政管理制度和行政法规范，构成了中国古代...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论王安石的人才观

王安石是我国封建时代为数不多的系统提出人才理论，大胆选任人才的政治家之一。他对人才问题认识深刻，以古喻今，把它上升到事关社稷兴亡的高度，并提出了对人才“陶冶而成之”、“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系统的人才理论。在政治实践中，他大胆改革教育制度和官吏选任制度，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适宜的环境。王安石的人才理论和实践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管理模式的思考

中国封建时代各个皇朝政府对市场管理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有共性 ,但也有差异。部分政策、措施和制度如“坊市制”等只是秦汉到唐代中叶间才有。封建时代对商人、“市容”、市场秩序以及市场交易的管理 ,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对我们现代市场的管理 ,有着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