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撒拉族哭嫁歌研究

哭嫁是一种民间婚嫁习俗,不仅在我国各民族中有相当广泛的流传,而且具有民族地区的差异性。青海地区撒拉族妇女的哭嫁歌“撒赫斯”是撒拉族婚礼习俗乐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蕴涵着撒拉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意识。     

婚嫁圈结构变动与哭嫁习俗变迁思考

嫁女是土家婚俗的一小部分。它包括求亲、相亲、认亲(又叫“放爆竹”即订婚)、送日子(男方送结婚时间)、忙嫁、过礼、哭嫁、上头、戴花酒、背亲等。在传统的土家族婚姻中,哭嫁仪式往往是不可缺少的环节。而哭嫁仪式往往仅限于女性,男性在这一仪式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多的是观察者。在湖南湘西地区,随着现代化节奏的加快,年轻男女在婚嫁对象选择上变得更为自由,婚嫁圈也因此在不断地扩展,原有的村寨稳定的“婚嫁圈”结构逐渐瓦解,在这样的趋势下的“哭嫁”习俗也发生了变迁。     

女性主位、成年礼与文化认同——对土家族哭嫁歌的文化人类学解释

土家族哭嫁歌是土家族婚嫁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哭嫁歌中,出嫁姑娘是各个环节的主体,具有典型的女性主位特征,具有土家族姑娘成年礼仪的意义。从哭嫁歌参与者、过程、内容等方面,哭嫁歌反映了土家族文化的认同及其与"他者"文化的互动过程。     

哭嫁--一种仪式习俗的中国文化透视与思考

每一种民间习俗的传承都有其特定的深层的文化内涵和原因机制.哭嫁这种在现代社会还广为流传的民间风俗同样也印证了这一点.本文认为哭嫁是婚礼的辅助仪式,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现代哭嫁应该更多地发掘其艺术价值,使其可以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传承下去,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的优秀本质和精髓.     

凉山彝族“哭嫁歌”传承与保护研究

"哭嫁歌"作为一种具有传承性质的民间婚嫁习俗,在一定程度上诠释着人们对婚姻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成为出嫁女性求得情感释放和心理慰藉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凉山彝族"哭嫁歌曲"调哀婉动人,催人泪下,意蕴丰富,具有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当前,随着社会的进步,凉山彝族"哭嫁歌"在多元文化的冲击碰撞中,濒于失传和消亡的边缘。本文在对凉山彝族"哭嫁歌"丰富内涵进行梳理剖析的基础上,将赋予历史记忆、角色期待、身份认同、伦理价值等和谐因子的凉山彝族"哭嫁歌"纳入非物质文化资源传承保护研究视野下给予关照,力图使这一独特的地方性文化在延续和固化凉山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族群价值观和道德观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以期更好地构建现代婚姻自由观念,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隐藏在民间哭嫁与哭嫁歌中的女性意识

哭嫁是流传于民间的一种习俗,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其中充满了女性意识的自我表述。首先,通过哭嫁歌对压迫女性的夫家进行直接控诉;其次,哭嫁歌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女姓的性别意识;最后,通过哭嫁歌,女性在对男权制度下的婚姻形式进行批判的同时,表达了自己朴素的婚姻观。     

从土家族的哭嫁婚俗解读土家女性世界

本文将通过对土家族婚俗、土家族哭嫁歌形成原因、土家族哭嫁歌唱词等进行分析研究,把土家族女性的真实情感表达出来,通过再现土家族女性出嫁时心中的真情实感,透析其内心世界反映的文化内涵。我们从土家族哭嫁歌的起源与发展可以看到土家族女性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不同的地位。本文旨在通过进一步认识土家族哭嫁习俗,为促进土家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粤西哭嫁歌及其音乐文化分析

运用结构主义的核心理论二元对立结构模式,分析粤西的哭嫁习俗及其哭嫁歌,能清晰地看清其面貌。粤西的哭嫁习俗由来已久,是“族外抢婚”俗的“遗留物”。哭嫁歌分为主体结构和生态结构两个部分。其主体结构由词——曲构成。哭唱的内容有“哭唱父”、“哭唱母”、“哭唱兄嫂”、“哭唱姐妹”、“哭唱弟弟”、“哭唱叔伯”、“哭唱舅父”、“哭骂媒人”等。哭嫁歌多为羽调式,旋律多下行,节拍自由,有些哭嫁歌每句都带有一个“叹息”式的尾腔,具有生活音调的特点。其生态结构由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构成。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人的地位甚微,她们的力量弱小,只能通过唱哭嫁歌来与社会抗争,争取自己在家族和社会中的地位。     

乌江流域沿河土家族“哭嫁”习俗的形成

乌江流域沿河县境内土家族哭嫁习俗起源较早,从该族群的汉化程度、哭嫁歌的演唱形式和婚俗变迁来看,其哭嫁习俗至迟应在晚唐五代就已产生。     

新民歌《阿妹出嫁》中的哭嫁婚俗

在新民歌《阿妹出嫁》中,创作者恰如其分地加入"哭嫁歌"元素,别具匠心地把古老的习俗与当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使得这首歌曲充满了独特的韵味和浓郁的土家族风格。     

现阶段“婚内强迫性行为”定性问题研究

基于妇女性权利的保护,本文在理论层面上认为对纯正"婚内强迫性行为",可以借鉴国外立法,应该予以犯罪化.但从现实角度来看,由于我国独特的历史进程和民族特质等多方面的原因,认为在我国至少现阶段予以犯罪化是不合适的,应当缓行.     

再论周人的结婚年龄

儒家经书记载,周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由于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关于周人的结婚年龄历来存有争议。作为代表性的观点,汉经学家郑玄、班固就认为周人是男子到三十岁,女子到二十岁才可结婚,因为这样才符合阴阳之道,合“天地相承覆之数”;唐史学家杜佑则认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种礼制是针对众庶,即平民百姓的,贵族则不受此限制。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指出上述观点的不妥之处。同时,运用典籍记载、各代法律法令、考古发现,文学作品等史料,确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是指周人结婚的最晚年龄,始婚年龄则与     

“哭、泣、啼、号”辨

"哭、泣、啼、号"是一组常见的同义词,但并非浑然无别,而是同中有异,古往今来都有人对他们进行过辨析,但众说纷纭,讫无确说。通过考察,可以认为"哭"是哭泣的通称,古今皆然;"泣"是多泪之哭,多指小声或无声流泪之哭;"啼"是大声之哭;"号"是声言交杂之哭。     

论夫权占优婚姻习俗及其主要影响

现代婚姻家庭普遍存在夫权占优的婚姻习俗,即丈夫享有比妻子更多的婚姻资源支配权．主要包含：婚姻主导权、优先发展权、家产控制权、家务豁免权、家庭符号权、子女冠姓权．部分丈夫还巧取了优先出轨权、强行施暴权等。妻子群体在婚姻家庭中普遍不平等的地位决定了女性个体在父母家庭、职场与社会领域中的不平等待遏。它的存在有历史、现实和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要建立夫妻平权的婚姻家庭文化,应当从“男娶女嫁”的婚礼走向平等结婚,从“子女随父姓”走向夫妻平等分享子女冠姓权,从“男主外,女主内”走向平等承担家务,并营造平等的社会性别语境,完善相关社会制度。     

中国农村未婚男性的婚姻策略分析

采用2010年"百村个人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未婚男性对婚娶有婚史女性的态度;研究发现:未婚男性对婚娶有婚史的女性因其在上次婚姻中生育状况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接受有婚史的女性,正成为经济状况差、在初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男性的婚姻应对策略;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男性群体对婚娶有婚史的女性态度的改变。     

解读《金瓶梅》中的“哭”

分析指出,在文学作品中,＂哭＂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具有极其重要的审美意义和研究价值。本文立足于《金瓶梅》文本实际,对＂哭＂态进行系统的分析、探讨、研究。分析书中人物百般哭态的描写,以及由这种种哭态所刻画出的鲜明的人物性格,凸显出的人物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     

文化交流与布依族的“不落夫家”习俗

“不落夫家”习俗形成之前,布依族的婚俗是自由恋爱、自由缔结婚姻关系。由于文化接触而受汉族文化影响,布依族婚俗中吸收了许多与早期不同的婚姻观念,加入了说亲、定亲、接亲等过程,这些程序和观念与传统的自由恋爱和自由缔结婚姻关系的习俗发生冲突,产生了“不落夫家”习俗。“不落夫家”是对包办婚姻和早婚的反抗,在自由恋爱和自由缔结婚姻关系的时代是没有“不落夫家”习俗的。     

Understanding Diversity in the Meaning of Cohabitation Across Europ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iversity in the meanings attached to cohabitation across Europe. Utilizing a sample of 9,113 cohabiters between ages 18 and 79 from 10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Generations and Gender Surveys, we develop a typology of different meanings of cohabitation and study their prevalence across and within countries. Based on answers to questions about marriage intentions, marriage attitudes and feelings of economic deprivation, six types of cohabiters are distinguished. Cohabiters in some of these types mainly view cohabitation as a stage in the marriage process (i.e. a prelude to marriage, a trial marriage, cohabitation for economic reasons, intend to marry, despite an unfavourable attitude towards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whereas other cohabiters mainly view it as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i.e. refusal of marriage, marriage is irrelevant). Results suggest that cohabiters constitute a heterogeneous group. For many, marriage is important and cohabitation serves as a period preceding marriage. Cohabitation as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is more prevalent in Western and Northern Europe, where cohabitation rates are high. The group of cohabiters who intend to marry despite an unfavourable attitude towards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is particularly larg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here cohabitation is less widespread.     

论汉代妇女积极的婚姻态度

汉代妇女对待婚姻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它们表现在:富女嫁贫男;大多数妇女比较尚贤,且坚持婚姻自主;面对不幸的婚姻,汉代妇女能选择改嫁或再嫁,继续积极地生活;对于比较清贫的婚姻生活,始终对爱情忠贞,与夫相随,同甘共苦。汉代妇女这种积极的婚姻态度源于汉代妇女的地位比较高,与后世相比,她们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小。     

反弹琵琶--蒲松龄对人与异类之恋的哲学思考

在<聊斋>中,蒲松龄花了很多笔墨书写人与异类之恋,其中蕴涵着作家的哲学思考.人可以娶狐妖,涵摄兽类的雌性,但不能嫁给狐妖,进入异类的世界与体制,这种差异反映了蒲松龄在异类掩映下的性别歧视,流露出他自悲、自怜、自悼的情感倾向,当然也体现了他对爱情婚姻的深层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