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文人谈兵社会风尚刍议

北宋中期,边患严重,宋政府倡导军事研究,社会上兴起文人谈兵风尚。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特征鲜明,主要表现在:其现实目的性较强、儒家思想影响深刻、文人书生气息浓厚、崇文抑武时尚之渗透等。此种风尚对北宋中期文臣统军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北宋中后期军事学术的兴盛繁荣。     

期待的落差与角色的错位——论仕明前后宋濂心态的变化

以宋濂的人生起落为主线,从人生期待与角色扮演两个角度,可探讨其仕明前后的心态变化。儒者身份和济世情怀是宋濂弃元仕明的主要原因。明初,宋濂因政治影响而逐渐丧失儒者身份,沦为“文人”角色。这种不以文人自期而终归文人的心态变化,造成了宋濂文章由沉雄尚气到中正典雅的演变。由此,可以进一步探讨宋濂文学思想的形成以及元明之际文化思潮的变动。     

北宋文人词体观的演变

北宋文人词体观的演变,体现了文人对词体这一新生事物不断体认的过程.对北宋文人词体观演变过程的探究,有助于了解和把握词体的发展历程以及词体确立文坛地位的轨迹.北宋文人词体观的演变,主要围绕词体文化身份与文化功能的变化及继而引起的词体文人审美情趣的塑造.词体文人审美情趣的塑造主要包含诗词观的激荡摩擦与词体的雅化之路.     

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

宋人依诗歌内容的学派属性或作者身份,将诗分为"诗人诗"、"文人诗"和"儒者诗"。这种分类,是学术派别促成诗歌新变的反映。特别是"儒者诗"的价值定位及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开历史上以学术干预文学创作的先例,表现出理学家文学观的狭隘;而这种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只能造成诗歌的衰落。     

北宋文人与茅山宗

茅山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道教文化内涵吸引了许多北宋文人士大夫前来学道、隐居、观光。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茅山道士与北宋文人频繁交往,促进了当时茅山道教的繁荣。茅山宗主修内丹、养生治心的教理恰好符合文人的生活需求,茅山宗成为对北宋文人最有影响力的道教派别。茅山宗经典《真诰》与《黄庭经》对北宋文人的思想、生活以及文学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北宋诗文革新参与者身份与革新成功之关系

北宋诗文革新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除去时代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及文学自身发展等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外,显然与其倡导和参与者的特殊身份有关。他们以政治家的眼光关注社会与政治问题,更具深刻性;以学者和能吏的身份进行创作,更具有明显的理性精神和实践的勇气;以世俗地主的身份去审视和关注生活,表现平淡而多彩日常情事,及丰富深邃的内在精神世界,从而使北宋诗文的创作展现出与唐代完全不同的面貌。正因为有这样一大批集文人、学者、名臣于一身又志同道合者登高一呼,才有应者云集的局面,并形成强大的文学思潮,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不断的进行创作实践,推动着诗文革新向前,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     

唐宋洛阳分司长官对文人群体的影响——以裴度、钱惟演、文彦博、韩绛为中心

唐代东都留守和北宋西京留守是洛阳分司机构的长官,身份崇重。唐宋时担任洛阳分司长官的裴度、牛僧孺、钱惟演、文彦博、韩绛等人多位望崇盛,又具有文学才能,喜与文人交往,因而,对洛阳文人群体及其诗歌唱和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他们也时常组织宴饮赋诗游赏等活动,许多诗歌唱和也是以分司长官为中心。     

从营兵到队兵——北宋中期禁军编制变革考论

北宋禁军军队编制自前期至中后期经历了由营兵到队兵的转化,本文分析其演变轨迹、原因及造成的影响.以考察禁军军营设置的变化为主线,辅之以了解北宋军制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北宋军事编制变革的必然性.将新旧两种军队编制作一对比,则可以看出新编制是对旧兵制的一种扬弃,有其进步意义,并对中国古代军事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论北宋守成之君宋仁宗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任皇帝,一生没有太大的作为,历来不为研究者所关注。但仁宗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同构建了和谐的文人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本文以宋仁宗所处的时代,其角色意识的政治文化意义,以及他在和谐文人社会构建中所起的作用,为重新审视宋仁宗的三个视角,对他在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功绩,给予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     

北宋园林诗画关系

宋代的绘画确立了“以诗入画”的审美原则,苏轼更将其深化为“诗画本一律”的绘画主张;山水田园诗词在北宋大为兴盛,文人大量参与造园,“以文入园,因园成文”使得园林成为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题材;在文人诗、画的影响下,北宋文人园林走向兴盛并占据主流地位,在体现“诗化”的同时,也大肆吸取文人画的画理画论来指导造园,又呈现出“画化”的表现特征,诗画的情趣与意境的蕴涵成为北宋写意山水园林的最大特色。     

论《十一家注孙子》对儒家和兵家治国战略思想的整合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十一位注家对《孙子》的注解。从治国战略的角度看,这些注文既阐释了孙子关于民本论、义利论、慎战论和伐交论几方面的思想,同时在注释过程中又融合了儒家的治国战略思想在内,明显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是对儒家和兵家治国战略思想的融通。     

“民心是阵”:战国儒家兵学思想演变考论——兼论清华简《天下之道》学派属性与学术价值

清华简《天下之道》以攻守的兵学概念和言说方式讨论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文意清晰，在兵儒融合以及先秦儒学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思想是开放和多元的，其兵学思想暗含了孟子和荀子等孔门后学对待战争、兵学的态度。其中，以孟子为代表的先秦主流儒者强烈抨击战争，缺乏战争常识，反对兵家思想，否定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作用。而《天下之道》提出"民心是阵"，以兵学概念来表达儒家的民心思想，显然这并非孟子或孟学的作品。战国后期，荀子秉持儒家思想，积极了解战争，主动研究各国兵制、武器等。尤其是荀子主动充分吸收兵家思想，如重视将帅作用、讲究作战时机、治军崇尚赏罚等。荀子兵学理论中谈到如何取胜的具体操作层面，其思考丝毫不亚于当时的著名兵书。在此基础上，荀子将这些兵家之术作为实现儒家兵道、政道的重要方式，《议兵》正是在他以儒家思想为本、充分吸收兵家思想而完成儒家论兵的集大成之作。从先秦儒学史来看，《议兵》的出现并非偶然，《天下之道》等文献正是荀子之前的先秦儒者试图融合兵家思想的具体努力，是荀子论兵的先声。先秦儒者融合兵家思想的线索一直以来隐而不显，而《天下之道》的发现使得这条暗线为学界所认识，并且可能激活了长期以来误读的一些儒家论兵的文献，对丰富儒家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揭暄的学术交往及其著述

摘要：揭暄是明末清初士人,经历明清鼎革后归隐山林,专心访学交游,其所著军事书籍及对宇宙论的探讨颇有见解,为当时学者所称道。揭暄少年时接受过传统儒学教育,并对西学有所接触;归隐后与著名学者如方以智、方中通、游艺等相熟并与江西著名学派成员走动频繁,学术交往活跃,形成了一个以避乱为机缘有着明显地缘联系、志趣相投的学术圈,并在学术活动中加深了对西学的理解。揭暄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与其交往学者关注的问题和学术背景影响并得到其观点的启发,在学术探讨和辩难中愈渐丰富和成熟起来。     

兵学与儒学之间:唐甄论兵的内在理路

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唐甄不仅高度关注现实问题,同时还对军事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唐甄努力构建的“全学”,也即“全能之学”,主张同时观照儒学和兵学。他一面依据儒家立场,坚持“仁胜天下”的战争观;一面大量借鉴兵家的治军理论和谋略思想,认为要建成仁义之师,应做好“自固之计”与“内外两权”,并主张“立谋尚诡”与“得机而动”。他的这些思想体现出很强的务实精神,并表现出兵儒合流的特征。     

兵家与儒、道、法等诸家思想的交融与区别

研究兵家思想体系及特征,旨在领悟和传承先秦兵学的文化精髓。采用分析、归纳、对比、论证方法进行深层次研究。指出先秦兵家在保持自身特征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吸收其他诸子百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借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兵家虽然不同程度地融会了儒家、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但却是以兵法、兵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兵家和诸子百家思想虽然在某些表述上字句相似,但内涵却有很大不同。兵家和诸子百家之间论兵最大的区别在于执著功利原则和崇尚人本精神的对立,从而决定了在军事思想方面的差异,即讲求用兵操作功能和追求用兵思想境界的分歧。     

对中国实学的哲学诠释

实学,一方面是儒家实用理性的具体体现,它贯穿于儒家文化的始终,乃至于泛指的实学即儒学;另一方面,它又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儒家文化的反思、批判形式,是作为社会新思潮消解儒学的贵族性、经院性而成为庶民文化的“革命”因素。正是这一因素使我们今天指称的实学实际上被界定在这一特指意义上了。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代学者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中国古代大儒情怀的变异

中国历代大儒在建构其儒家文化传统的过程中 ,并非完全执著于儒家人格理想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而是在人生进取中 ,相当明显地体现出儒家人生情怀的变异 :吸纳道家情怀和采取以佛济儒的方式 ,即在他们积极进取的同时 ,往往伴随着一种自然潇散的人生形式和超然忘我的人生境界 ,并由此化出混同自然、任性无为、超然无累的生命态度 ,以及当这种坚持受到极大的阻碍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会暂时放弃执著而用佛家的方式去继续这种人生努力。道家人生情怀与以佛济儒是中国古代大儒在人生进取受阻时所产生的人生反应和应急措施。从文化价值上看 ,历代大儒将道家情怀引入自己的人生境界的实践 ,为执著入世的儒学士子开拓出新的人生境界 ,改变了儒家人格理想上单向度的人格塑造 ,从而使儒家人格增加了实践上的经受挫折的力度 ;而大儒的以佛济儒的人生方式 ,则从人生实践的层面上提供了各文化体系融合的仪范 ,显示出各种文化相参并济的社会价值     

近年大陆台湾儒学研究述评

台湾儒学兴起于明末清初,上个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腾飞,台湾儒学的发展和影响也相应得以迅速提升。大陆方面的学者大规模对台湾儒学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大量研究台湾儒学的论著和期刊文献的出现,表明了学者们开始重视台湾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传统文化作用。大陆出版发表的研究台湾儒学方面的资料(包括台湾学者的作品),既涉及对台湾儒学历史发展的研究,也包括对台湾儒学现状的研究和对台湾儒学前景的研究等,对于加深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和相互认知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论道家学说与先秦士人心态之关系

道家学说与儒学都是先秦士人心态的话语显现。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语境,先秦士人心理上普遍存在着一种由恐惧、忧虑、危机感等情绪构成的“基本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与老庄之学都是这种基本焦虑的派生物,因而它们也是这种心理症侯截然相反的两种治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