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宪政与公民权利的保障

中国现行宪法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但仍存在着国家权力至上和过于理想化倾向,从制度的建构和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上仍存在内容不完善、权利保障机制乏力、宪政理念缺失等。对此,在宪政建设和对公民权利保障过程中必须予以正视,以完善宪政对中国公民权利的保障。     

宪法文化价值重构的和谐之维

构建和谐宪法文化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寻求宪法主体--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的和谐.其价值预设是:公民在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政府的国度里享有充分保障的自由和权利.这需要折中的睿智和勇气.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关系上,应建构一种柔性而不是刚性、开放而不是自闭的回应型宪法文化价值秩序.权力谦抑具有建构和谐宪法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德性功能,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良性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型塑责任意识下的权力谦抑性品格,是和谐宪法文化的制度伦理和实践基础.宽容作为权力谦抑性的最好注脚,体现了宪政主义的生态文化观.培育多元价值下的宽容精神,是当代中国宪法文化价值重构的和谐之道.     

论社会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及制度创新

社会权利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权利伦理化和权利社会化是社会权利保障形而上的理论基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和提振民权则是社会权利保障的功利基础。未来我国法治发展应当把社会权利保障作为重点,并以平等化、法制化、司法化、社会化等四化建设为导向来创新社会权利保障模式。平等化,就是要从"倒福利"变成"正保障";法制化,就是要从"政策支票"变成"国家责任";司法化,就是要从政府"自我约束"变成"权利救济";社会化,就是要从"行政包揽"变成"合作治理"。     

对中国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思考

从人权视角审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维护权利主体的人格权和其他合法精神利益，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人权。是一个法治之国立于不败之地的宪政基础，也是人权司法保障所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但是，中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理论及立法上的欠缺，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精神损害适用范围狭窄，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态度不同，造成法律的不协调不统一，国家赔偿制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空白尚未填补等，还需要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进一步研究。以顺应充分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本文就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提出若干立法建议。     

双重劳动标准困扰1.2亿农民工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当前约有1.2亿农民进城务工。“相对于城市职工而言,农民工,就业权利不平等,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在生产劳动中,明显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在被辞退、解雇或返乡后,不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生活无保障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可以说对农民工实施了事实上的双重劳动标准”。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的一份报告作出的结论。农民工的劳动权益被严重侵犯具体体现在6个方面:就业权利不平等、就业     

道德建设的公民认同路径

个人权利价值取向的普遍化是社会的道德现状,道德建设要帮助人们认识在现代社会个人权利属于公民权,以平等为基础,同公民义务相联系,逻辑地蕴含着对公共利益的尊重。自我中心、否定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人权利的必然走向,而是其被抛弃了平等基础、公民义务后将自我利益膨胀到了极端的表现,是极其有害的;为了克服个人权利膨胀为自我中心、损人利己,要引导公民不仅要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也要认同公共利益。因此,第一,引导人们认识利益相关性对公民权利的限定从而能够关注公共利益,避免极端个人主义。第二,提高人们对公民认同之于个人权利实现的价值的认识,以激励公民对公共利益的认同。第三,打造有利于公民认同的制度环境,用制度保障公民认同。     

论违宪审查制的理论基础

尽管各国采用的违宪审查制的类型不同,但建立违宪审查制的理论基础是共通的.将宪法的最高法规性作为违宪审查的理论依据是实施违宪审查制国家的共同认识;保障基本人权是宪法最高法规性的基础价值所在,也是近代宪政的真正目的所在;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国民基本人权,从而达到一种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是宪政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违宪审查制赖以存在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司法权在民主法治国家,是维护法律实施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立法权或者行政权侵害基本人权时,作为基本人权的救济手段的司法权往往担负着"宪法守护人"的重任.     

社会契约意识:宪政的观念支持

由私契约理论演化而来的社会契约意识,可以逻辑地推演出宪法产生的必然性。宪法实质上是社会契约的法律表现形式,社会契约意识决定了宪政的外在制度框架和内在价值诉求。通过权力制约实现对权利的保障是社会契约的根本宗旨,也是宪政的价值取向。社会契约的成立与履行是以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来实现的。通过权利制约权力以及通过直接控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间接地影响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实现宪政的宗旨。     

论控辩平等之理论基础

研究控辩平等的理论基础,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原则、本土化建构以控辩平等为原则的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权力制衡理论是控辩平等立论的哲学思想基础:程序主体性理论是控辩平等立论的法律文化基础;个人本位是控辩平等立论的核心价值基础;实体公正是控辩平等内在的结果价值追求;程序正义是控辩平等外化的过程价值追求.     

对两种语境中宪政论的思考和回应

本文比较系统的讨论了宪政在民主和自由两种语境中的含义;对民主宪政论和自由宪政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逻辑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回应。本文认为,宪政问题决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提倡宪政符合特定历史时期民主政治的性质和政治斗争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用“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民主主义宪政”。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果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西方的概念中,宪政不等同于民主,宪政和民主在理解上虽有交叉但含义和偏重不同,所以用社会主义宪政表述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从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个人权利和自由不能作为人民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价值。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不必然以社会与政府的分离或对立为基础,限制政府权力也不必然能够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党和政府是保障和发展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依靠力量。我们不能在没有充分理论论证和对政治后果作出明确判断之前就认定宪政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和最新成果。     

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是渐进的个人生命历程与剧烈的社会变迁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利益分化失衡、社会发展断裂和价值意义碎片化的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出现了深层危机,并由此而导致进一步的社会隔离、社会紧张和社会风险。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强有力的社会保护有利于其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保护应坚持以公正性为根本、以动态性为保障、以发展性为方向的原则;构建以教育权、发展权、福利权、生命健康权、信息权和就业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赋予其平等的权利并将其权利制度化;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中介、组织为关键、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系统。     

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英文)

中国宪法应当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作者以此为基点,结合20年来的经验,讨论宪法改革面临的理论问题。首先,宪法之根本法则由以人本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法则、张扬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和体现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构成,蕴涵道统、政统和法统,是宪法合法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的终极来源和根基。其次,宪法作为法律应具有的效力有赖于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但不是宪法的一切内容都要司法化;应区分宪律与宪德,并按法治的要求加以识别和转化。其三,界定违宪主体和违宪行为应以立法模式为主兼及治理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宪法监督要体现人民主权和程序理性的完好结合。最后,宪法是价值法则通过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在公共领域里的运用,以约束权力和保障权利为核心;宪法改革应围绕宪法核心问题,调整好国家权力与阶级结构的关系、国家权力内部的横向、纵向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同时,转化使用走进权利时代过程中的积极要素,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并改进权利体系和权利救济。     

家族主义下的日本社会救助制度述评

日本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是在东方儒家"家族主义"与西方"民主主义"的碰撞和妥协中构建的,其遵循明确国家责任、无差别平等、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原则.体现着家族主义及其儒学渊源.依靠这一以家族主义为基石构建的社会救助制度,加上多元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 日本实现了保障国民维持健康且文明的最低限度生活权利的社会救助目标.     

宪政的法哲学分析

宪政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结晶。回顾宪政的历史发展过程,宪政的思想渊源是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宪政的制度构建离不开民主、法治和人权理论及实践;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立对宪政理念及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从法哲学的视角出发,以上问题分别构成了宪政发展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分析,特别是从法哲学角度的分析,能够为宪政问题的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     

困境与选择——对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反思与构建

农民的身份与工人的职业使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地位",尴尬的身份不仅给他们的心灵带来了创伤,更使许多本应属于他们的社会权益得不到实现.近年来,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地都在进行农民工养老保障的有益探索.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包括"扩面型"、"仿城型"、"综合保险型"三种模式.在现行制度下,农民工养老保险面临着参保率较低、退保率过高、制度模式不统一等各类问题.政府、用人单位、农民工自身是构建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三方责任主体.采取分类、分层的方法建立一种过渡性质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是对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障问题的再思考.     

对延安整风运动历史经验的借鉴与反思——基于宪法学的分析

延安整风运动的宪政内涵、制约权力和保障权利思想,对于密切党群关系和建立新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运动中存在的程序上和制度层面的缺憾也对后世有消极影响。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要吸取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既要依靠法律和制度,加强对国家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同时创造条件,依法保障公民的批评权。     

协商民主对宪政主义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主张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审议和协商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宪政主义是当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但在当下的发展中,遭遇了来自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普遍的不平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各方面的挑战,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实践为宪政主义摆脱困境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智识贡献:整合宪法原则,为人民主权和人权原则的同源性辩护;平衡宪法关系,顺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沟通;补强宪政制度,修正和发展以选举为中心的代议民主.     

公民主体道德权利与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

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既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当前,我国农民工国民待遇缺失严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行制度对农民工道德权利的忽视,具体表现在农民工道德行为选择自由权的缺失、农民工道德主体人格平等权的缺位以及农民工道德行为公正评价权的缺乏三个方面。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靠公正的制度安排,更需要对农民工关怀的伦理意识。     

论我国当前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取向

保障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社会保障法的理论基石,该人文精神决定了公平是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取向,而分配公平则是市场经济下社会保障法的现实的价值取向。作为中国这个正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无力去追求分配结果的绝对公平,只能以追求生存权利的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权利公平体现在社会保障体系设置上,即应以社会救助为基础,社会保险为核心,全面构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的基础,是保障公民生存权的底线制度,构建城乡统一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应该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     

完善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机制研究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是中国"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当然要求,也是农民工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大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突破口,真正实现农民工由过去的劳工权利为主转向市民权利为主的权利融入,融入的重点必须从过去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主全面转向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利,且以政治和文化权利为重。由此,依靠体制机制的完善和全面深化制度改革来拆除阻碍农民工进入城镇的樊篱,并为促进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便利和保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中国必须加以有效解决的一个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