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与李白

＂诗仙＂李白与＂诗魔＂洛夫虽然时空远隔,但诗成为两人联结的精神纽带。洛夫不少诗引用、化用了李白的诗歌名句,更有《李白传奇》等诗在精神上与李白进行对话。在创作手法上,李白追求的浪漫主义与洛夫修正的超现实主义也有相通之处。在诗歌风格上,李白以＂瑰奇＂著称,洛夫则以＂惊奇＂出众。     

洛夫与湖湘文化

＂诗魔＂洛夫虽然多年定居于台湾和海外,但其个性气质、诗歌写作与湖湘文化关联密切。洛夫出生于湖湘大地,文学初步也始于湖湘,其秉性也受湖湘文化熏陶。在湖湘情结的作用下,洛夫诗歌中存在大量具有鲜明湖湘文化指向的意象,而乡愁抒写也成为洛夫诗歌一种重要而特别的类型。     

从“生活”到“舞台”——论“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形态与观念变革

＂十七年＂是我国话剧舞台形态与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话剧创作中对西方写实传统的汲取,对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借鉴与反思,对舞台民族化、风格化的追求与尝试,成为这一时期观念探索的重要特征。本文以＂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呈现为个案,考察了在写实传统的影响下中国话剧舞台从＂生活化＂到＂写意化＂形态的美学嬗变,并探究了其观念上的成就与不足。     

洛夫诗歌的传统现代性转换简说

素有“诗魔”之称的台湾“创世纪”诗人洛夫,向来被人称为超现实主义诗人,彻头彻尾的“现代派”。于是,洛夫的创作被划分为这样三个时期:《石室之死亡》的“黑色时期”,《魔歌》的“血色时期”以及从《时间之伤》开始的“白色时期”。洛夫成了“彩色的魔术师”、“语言的历险者”。好象洛夫与中国文化传统,诗歌传统毫无瓜葛了,好象洛夫在超现实主义写作甬道上走出了中国。当然,有的人,根据洛夫在有些场合讲的,说他后来“回归现实”,此说的另一层意思是,洛夫在６０年代的创作丢了中国传统,完全洋化去了。如任洪渊在《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     

“人”、“人民”及“人民之国”——浅析“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尽管＂个人主义＂一词发源于西方,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从没有消失过对＂个人＂崇拜,只是这种＂个人＂是完全不同西方的＂中国式个人主义＂,是把＂家＂、＂家族＂、＂宗族＂等特殊群体作为价值对象的,而忽视了＂个人主义＂所拥有的＂公共精神＂。     

中国传统音乐“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探析

＂天人合一＂是中国音乐美学的终极目标。加强对中国传统音乐＂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明晰中国哲学思想与音乐的关系。本文从＂典籍＂和＂思想家＂两个方向出发,回顾了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的重点,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音乐中＂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天人合一＂将主体与客体整合,是音乐与审美的合一...     

“和”与传统建筑空间形态

＂和＂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深远。传统建筑空间由于受到＂和＂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意味,文章从建筑空间尺度、虚空间与灰空间、空间的布局三个角度分析传统＂和＂理念对建筑空间形态的影响,并得出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是绿色建筑、生态建筑的根源。     

新兴“被”字结构中“被”的性质

本文从不同角度对新兴＂被＂字结构中＂被＂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与传统＂被＂字结构中的＂被＂一样,都是介词。与此相关,本文讨论了新兴＂被＂字结构的语法单位性质,认为它是短语而不是词。     

从“以人为本”到“以仁为本”——传统思想的逆向构建与生发

＂以人为本＂是西方学术界的核心议题之一,其讨论中展示的对普遍人性的肯定、对自由、平等、博爱等的颂扬,反衬出中国传统文化以家庭为本位、忽视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结构缺陷,刺激了中国学者对历史资源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梳理与诠释。中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思想完成了人与神的剥离、人与自然界的剥离,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强调、对人的作用与价值的推崇,并从人与人相处时的原则推广到了社会治理的实践层面,表现为＂以仁为本＂,并借由＂仁＂的实践属性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积极而切实的作用。经由西方学术思想的梳理得以逆向建构的＂以人为本＂思想所面临的严苛的价值评判也提醒我们,以更包容的心态、更客观的立场,全面评价传统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现代价值。     

模糊的“写实”

＂写实＂内涵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正因此,才决定了其丰富性,留给画家个人发挥空间的广阔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写实＂的衍生,但它们的内涵却区别卓然。相对于传统,现当代写实在原有传统写实绘画与抽象艺术互相消长基础上,吸收了诸多现代主义成果。中国写实油画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新写实＂的嬗变,呈现更广阔、更复杂的面貌,可见＂现实主义＂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悲哀”与“绝望”：一个真实鲁迅的五四姿态

＂五四＂新文学时期,鲁迅以其杂文的＂呐喊＂和小说的＂彷徨＂,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怀。鲁迅＂悲哀＂而＂苍凉＂的创作格调,寓意着他对启蒙对象与启蒙主体的双重＂绝望＂;它不仅是＂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揭示了现代知识精英的人格矛盾：面对＂国民性＂历史积淀的强大惰性,＂反抗＂只能加速＂绝望＂的窘迫心境。     

传统文化中“和”的价值意蕴

为深化对传统和谐思想及其意义的认识和理解,采用文本解读和现代诠释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和＂的价值意蕴的论述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分析认为,＂和＂的价值意蕴表现为＂和是道＂、＂和则生＂、＂和则一＂、＂和则美＂等方面。分析结果表明,传统和谐思想因其与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契合无间,从而使＂和＂具有现代价值,尤其是对推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严羽“师古”审美情怀新探

严羽诗话批评崇奉汉魏盛唐的古典诗歌理论传统,追求＂以汉魏晋盛唐为师＂的文化意蕴。＂以盛唐为法＂凸显了严羽真切的诗话文艺鉴赏思维方式和＂师古＂的审美理想情怀。严羽一直期待从＂学汉魏晋与盛唐诗＂的传统诗艺理论中汲取教益。因此,对严羽＂师古＂审美情怀的作进一步的研究,对当下诗话文化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朱熹“克己复礼”之解辨正——兼论“理”与“礼”的关系

对＂己＂的认识是理解孔子＂克己复礼＂真意的关键。在《论语》中,＂己＂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指其创造意义;另一指其参与意义。朱熹对＂克己复礼＂的诠释非但没有曲解孔子的原意,反而在尊重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做出了创造性发挥。朱熹讲＂克己复礼＂只是教人去战胜自己的私欲,并不是去抑制人的正当欲望,更不是教人把自我主体性给磨灭掉。＂克己复礼＂与＂理＂的落实是同一个过程,皆统一于＂己＂创造性、参与性的活的行动之中。     

元散曲“宫调”和“曲牌”的翻译

散曲是元代的韵文体裁,它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与唐诗、宋词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变革和发展,吸收了俚歌俗谣、说唱、戏曲等的丰富养料,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形式。本文旨在探索元散曲汉译英过程中＂宫调＂和＂曲牌＂的翻译方法,在强调二者在散曲中的重要性的同时,通过比较和分析,得出结论：在翻译＂宫调＂时,使用拼音即可;而在翻译＂曲牌＂时往往需要对其含义加以调查和研究,使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     

从“因材施教”到“为人引学”

对因材施教进行诠释,可知因材施教的某些应用与一些现代教育理念产生冲突。如何化解这种冲突,需要转变因材施教传统的教育理念。转变的内容为：从＂材＂转变到＂人＂,从＂施＂转变到＂引＂,从＂偏教＂转变到＂重学＂再到＂教学相长＂,从而最终实现＂为人引学＂。     

鲁迅“破”及“立人”思想探析

＂立人＂是鲁迅一生战斗的主要目的,而＂破＂则是他＂立人＂的主要手段,其＂破＂多＂立＂少,＂破＂深＂立＂浅,巧于＂破＂而拙于＂立＂,这一切都跟鲁迅偏激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偏激,所以深刻,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破＂的层面上,鲁迅不愧为＂现代圣人＂与＂民族魂＂。     

“亲”的语用分析

通过对＂亲＂的语用分析并结合语义学,探讨＂亲＂的传统用法与在网络语言中的新用法有很大不同,并阐明在不同语用环境中,＂亲＂的语用效果有了很大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和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     

“质料”与“形式”：现代教育哲学辨析

中国传统教育所教授的是儒家的思想观点,其教育哲学所强调的是＂质料＂;古希腊教育注重的则是并不包含具体思想观点的辩证法与逻辑,其教育哲学所强调的是＂形式＂。＂质料＂与＂形式＂的差别不仅是中西教育的根本差别,也是中西传统知识状态的差别所在：前者和王权结盟,而后者则基本保持独立。进入现代语境之后,中国现代文化理念体系决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哲学必然从＂质料＂转向＂形式＂,将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置于教育的核心地位。     

会通与嬗变——“古数复原”视角下的明末清初数学史

为复原传统数学的整体结构及其与传统文化其他方面的天然联系,须从＂古数复原＂的视角研究明末清初数学史。中西数学会通导致了传统外算复兴,与外算复兴相伴随的,是人们价值观念上内算与外算的易位。内算、外算易位导致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变换与儒家伦理遭受威胁,进而引起了传统数学所描述的＂理＂的变化,并进一步引起传统数学在儒学体系中地位的＂嬗变＂。由于中国人对理、器的不同态度,以及公共话语空间和私人话语空间的形成,这些会通结果在人们的话语空间中呈现的程度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