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诗学”的两套理路与文论研究中的历史意识问题

本文以廓清“历史诗学”在俄苏与英美文论语境下的意义差异为背景,反思在“历史主义”这个问题下文艺学研究的不同价值取向。我把历史诗学归纳为两套理路,即俄罗斯学派的历史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反历史主义。正是因为“历史诗学”在俄国和英美文艺理论领域的彼此矛盾的使用方式,才更强烈地凸现出它所包含着的意识形态色彩。     

走向汉语比较诗学——关于当代海外华文文学诗性品质的思考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域外汉语文学表现出明显的文化诗学特性.诗学的比较性不仅表现在吸纳西方等外来影响,而且更表现为汉语内部文化生态的互动关联.走向汉语比较诗学,不仅利于规避目前研究中存在的过于倚重西方文化资源而相对轻忽汉语文化资源的局限,而且也利于彰显华文文学的诗性美学品格,提升其意义覆盖性.在比较诗学视野中审视这一问题,华文文学在构成古典诗学精神跨界呈现的同时,也存在着与国内文学现代性体验的截然差异,诗性品格互文性地弥补了国内文学的现代化偏失,展现了汉语诗学在现代语境中"被现代化"的真实之维.由此,本土性的诗性文化精神也就凸现为建构华文比较诗学的基本维度.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     

“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

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存在，就要首先确认“东方诗歌”的内在联系，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内在联系，就要分析“东方诗学”内在结构，就要去发掘、发现它们共有的基本诗学概念。通过古典诗学文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     

中西比较诗学再思考——以《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为导引

余虹教授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意在借助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上区分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这两个概念,并指出二者的不可通约性。他的研究为澄清这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看法。也为后学跳出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范畴,重新发现中国文论的真意提供了可能的进路。本文有意对余虹教授的这一著作进行一个有关思想史脉络的梳理,进而提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典诗学存在一种先天共有的关怀。由此构成了二者在对人的教育问题上可以进行比较的空间。     

西方理论语境中的“意象”(“image”)概念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 ,这一概念目前已被广泛地使用于美学、文艺理论及批评中。但现代中国学术的建构以及现代汉语本身实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西方理论的翻译构成当下汉语学术的主要资源之一。“意象”在西方理论语境中的对等翻译概念是“image” ;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内涵差异 ;本文通过对image在西方的使用历史的考察 ,揭示出这一差异以及因此差异而显示出的两个概念之间的互补意义 ,为在当下汉语语境中重塑“意象”概念提供比较的视野和内涵的丰富。     

中西比较诗学的对话危机及诗学话语转型

寻求对话是当代中西比较诗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和主张。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诗学在西方诗学冲击下凸现出的＂现代转型＂使然,另一方面是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于包括中国传统诗学在内的东方文化视野的吸纳所致。当代中西比较诗学对话的危机,不仅体现对于片面地将＂对话＂解释为＂理解与沟通＂的理论解读层面,而且存在于机械地套用西方诗学话语＂阐发＂中国诗学话语的具体实践层面。而破除中西诗学对话危机的出路在于突出对中西诗学话语的语言性分析,通过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的揭示、归纳和总结,为中西诗学深层次的理论对话的展开创造必要的条件。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告别惯常的文化或哲学比较模式,围绕着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这一主轴,坚定地走向中西诗学的语言阐释之途。     

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悖论与跨文化场

饶苊子对比较诗学的立论可能性进行了学理反思,将不可通约的可比性悖论作为比较研究绕不过的认识的起点,将反思所用的现代汉语作为现代批评工具联系差异诗学传统的中介.饶苊子把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及其场域概念引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并由此说明只有一种反思认识论和其子理论跨文化场域理论,才适合于还原海外华文文学在现代汉语文学中的跨文化内涵的特别丰富性和复杂性.     

论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

“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佛教诗学中充满着“兼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佛教不落一边、超越分别的中道智慧影响下形成的“道器为一”诗学观;二是在佛教以善巧方便传递般若智慧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诗以言智”诗学观;三是在佛教诸行无常而法无定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屑古今”批评方法。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对中国诗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超越传统意义模式的诗歌解读——论玛乔瑞·帕洛夫的"不确定诗学"

玛乔瑞·帕洛夫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诗歌评论家之一,她在《不确定诗学:从兰波到凯奇》中提出了不确定诗学概念,代表着其诗学思想的成熟。帕洛夫坚持现代主义诗歌的范围需要重新界定,认为不确定诗学并不是文学史上所有作品的普遍特征,而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某种特质。他通过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解读现代诗歌,给读者提供了生动形象及富有启发性的阐释,为诗歌解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论德勒兹哲性文论中的中国诗学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是当代西方最具原创性的一流哲学家之一，但是他的原创性思想离不开与中国的相遇。在与中国的相遇中，他将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进行观照，从中获得灵感，获取其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创造了数量众多、风格独异的哲性文论概念，这些概念熔铸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智慧。块茎的概念熔铸了中国莠草的特征，与中国古代的“居间”思想相沟通；“无器官的身体”概念熔铸了道家哲学的“虚”“无”思想，与中国诗学的“虚实相生”相沟通；“生成”的概念熔铸了中国的诗画特征，与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存在着精神上的契合；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象棋和围棋成为条纹空间和光滑空间两个空间诗学概念的建构元素。中国诗学传统在德勒兹哲性文论中的再生，潜隐着“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的无限可能性，有着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     

中国诗学辨--关于"诗学为何"答杨义与高建平先生

西方的"诗学"是极宽泛的概念,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因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存在性质的区别,以致近年引起"诗学为何"之争.中国诗学的渊源古老,由于儒家的诗教说而使其在文化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它摆脱了经学与杂文学观念的束缚,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较完备的体系,出现了系列富于学理性的专著.新文学运动以来因诗体被作为旧形式而否定,以致诗学缺乏学术的支持与投入.近十余年来理论体系的构架、专业集刊的创办和研究基地的建立,推动了诗学学科的建设.中国诗学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支学科,是以诗体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它由诗论、诗评、诗史、诗体、诗法和文献研究构成了有机的系统.目前尚需加强理论探讨,在尊重中西方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继承我们的传统并发现其现代价值,以突现中国诗学的文化品格.     

“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

汉语“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发展、运用和特色,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西方的一些intellectual概念做进一步梳理,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重要概念的历史发展与理论研究,同时也能揭示中国学界至今对“知识分子”概念的某些误读及其相关论说的偏差。汉语“知识分子”概念与西方intellectual概念的脱钩,既是概念史问题,也是思想史问题;而将“知识分子”与intellectual挂钩,则是理解上的问题。“知识分子”概念史清晰地表明,此词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自成一体的概念。     

《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

叶燮《原诗》以消解二元对立的方式,颠覆传统诗学或“崇正”或“主变”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区分“变”的多重含义,将动词的“变化”与名词的“变体”混淆起来,甚至以“变化”代替“变体”,造成了误读,直接影响到对《原诗》正变思想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     

"游"与"梦"——庄子与巴什拉诗学想象之管窥

游和梦分别是庄子与巴什拉诗学理念的基本元素,鲲化鹏、庄周化蝶、逍遥游等典故构建了庄子所谓的万物大化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局面;而围绕着梦作文章,巴什拉也创建了感性审美经验所蕴含的梦想的宇宙诗学观。二者虽差别迥然,却默契地创造了万物并在的思想理念,而庄子和巴什拉的诗学理论明显隐含着某种对话的可能性。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证实庄巴二人的游与梦搭建出的绚烂多姿的整一世界。     

"文化诗学"的两个轮子--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构想

童庆炳"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形成于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文论转向的现实语境之中,其基本内涵是要使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既具有"现实性品格"又具有"审美性品格",从而对纯粹的"内部研究"和彻底的"外部研究"进行一种超越.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和对当下文学/文化现实的发言,"文化诗学"的理论主张已经明晰,操作方案已经基本成形,实践效果也已经得到学界的赞誉.     

"批评越界"与"话语振摆":文化诗学的"理论链"建构观念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全面崛起于后现代文化的话语场,在与各种当代理论的相互碰撞之中逐渐形成文化诗学的学术品格.在泛文化形态的历史批评中,它提倡文学研究从历史文本转向文化形式而建构跨越学科界限的诗学概念;在历史性的文化批评中,它主张在各种批评理论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实现跨越话语界限的批评理念.从文学研究的越界批评到文化理论的话语振摆,文化诗学以文化文本的概念重新引入历史文化的整体性思路,在泛文化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理论话语的对话体系.     

叶维廉比较诗学中的庄子情结

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在 2 0世纪后期的华人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在着力揭示受道家影响的中国诗学与西方传统诗学美感视域的差异的同时 ,又极力探寻它与西方现代美学的汇通之处。在这一“同异全识”的比较诗学框架中 ,庄子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位置。揭示这一点 ,既有助于去除西方诗学对中国诗学的遮蔽 ,也为中国诗学通于世界、通于当代、实现其现代转换提供了重要启示。     

文化诗学的理念与追求

“文化诗学”一词从20世纪80年代起引起学界关注,其前身是“新历史主义”。本文把它作 为一种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整体观看待,对古今中外的有关论述作了比较和初步的梳理。     

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

“嫌贫爱富”是宋代诗学中一种普遍而又较为独特的倾向，它反映了宋人对历代诗学中不太受人欣赏的“富贵气”的重视。这种倾向的产生既与宋代的人的地位有关，也与宋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它与“嫌富爱贫”的倾向共存于宋代诗学中，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内心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部分上层人物的趣味。由于“嫌贫爱富”是宋代较为独特的倾向，因而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