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腐败与权力制衡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本文从当前反腐败形势的严峻、现行权力监督制度存在的缺陷、社会主义权力制衡的诸多形式等方面论述了根治腐败最正确的选择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权力制衡机制     

立体的权力制衡机制——美国分权制衡五重奏

美国的分权制衡体现在五个层面上: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分权制衡、三权分立制衡、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制衡、政党间的分权制衡、公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这五个层次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从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政治权力制衡机制。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并非完美,我们应以辩证的观点看待。     

试析党内权力制衡的新机制

党内权力制衡是立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保障党员基本权力，解决党内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的政治改革新探索。考虑到执政党的多层次高耸型组织体制，从降低执政成本和提高执政效率考虑：党内权力制衡的合理取向是：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实现重大议决权从常委会向全委会的转移；提高党内监督机关的独立性，建立适当的分权制衡机制；扩大党内差额选举的幅度，逐渐形成竞争性选举制度；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积极推进人民民主进程，促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共同发展。     

论邓小平的权力制约思想

邓小平的权力制约思想包括制度制约、法律制约、监督制约等诸多方面,深入学习这些思想,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宪法诉讼的权力制衡功能

权力的异化与越位作为权力运行过程中的一种非常态,不但对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及政治格局的和谐有序有着相当的破坏性,而且威慑着公民日常生活中基本权利的正常行使.作为最具司法权威的宪法诉讼制度,通过其自身所具有的良好秉性与高尚情操,运用一系列精巧的程序与实体设计,实现着对权力体系有序塑造的终极保障,从而实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终极维护.     

论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

针对我国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邓小平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出发,不断地探索、研究,系统地提出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一整套思想理论,既有效地指导了党、政府和人民的反腐败斗争,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制约权力必须破除封建观念——学习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体会

反腐败就是制约领导者的权力，理论上，要破除封建的特权思想、专制思想、宗法观念、人治观念和官僚主义，实践中，要以制度、法律、民主、舆论监督和加强党的领导来制约权力，以保障领导者手中的公权谋公利。     

论反腐败——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反腐败论述的体会

邓小平同志关于反对腐败的重要论述,是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古今兴亡多少事,“成由勤俭败由奢”.环顾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权更迭,政党下野,政要被黜,腐败所致,十之八九.因此,我们必须“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个文明都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我们不能因为党内发生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而看不到党的主流是好的,更不能因为党的主流是好的而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掉以轻心.反腐败是重要的、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紧迫的任务,要实施综合治理,努力深索一条体制改革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法制的“三位一体”之路,使反腐败纳入制度化、法规化的轨道.     

论刑事诉讼权力配置的均衡

刑事诉讼权力配置的均衡不是指侦查、检察、审判三者权力的等量性,而是指三种权力的相互制约关系,足以使其对权利的不合法、不合理侵害降低到最低的一种状态。以此为标准检视我国刑事诉讼权力配置制度之不足,我们认为应当建立和完善如下制度:建立健全检察监督与检察控制机制,促进侦查、检察权力的均衡;完善控诉、审判互控机制,促进控诉、审判权力的均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将司法权引入侦查阶段,实现侦查、审判权力的均衡。     

论反腐倡廉建设中权力制衡机制的科学化

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权力制衡机制的科学化必须坚持合理分解、互相牵制、动态平衡三个原则。权力的合理分解是前提,权力的相互牵制是核心,实现动态的平衡是目的。权力制衡机制科学化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权力配置、规范的权力运行、公民权利的觉醒和公民社会成长的基础之上。     

分权制衡:一条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规律--《联邦党人文集》的启示

《联邦党人文集》作为一部政治学的经典名著,对后世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联邦党人创造性地以分权制衡原则去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本文通过对《联邦党人文集》与分权制衡的分析,阐述了政府权力为何要分权与制衡;从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高度对“分权制衡”进行正本清源的认识,并对我国分权制衡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作了若干思考。     

人工智能时代政治权力的双重面相

当前,人类逐渐迈向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一项不可忽视的技术工具和手段,不仅冲击着现代政治中的价值基础,更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制度框架和关系体系,这尤其体现在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上。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内含的高效率、多中心、强依赖、硬门槛、黑箱化、情境化特性影响着政治权力的主体结构、作用范围、运作方式和作用效果,引导着政治权力或者走向数字集权,或者走向数字民主。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尚处在飞速发展之中,受其影响,未来人类政治权力的面相究竟如何我们尚不能妄断,但可以确定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必须从政治层面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试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西方分权制衡原则的借鉴

分权制衡原则虽然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 ,但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分权制衡理论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类进步思想的结晶 ,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我国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 ,应吸收分权制衡理论的合理成分 ,作为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补充     

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客体对政治权力主体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基础上的,它有利于政治权力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实现社会有效动员,使政治权力的效能达到最大化,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目前由于我国民众政治信仰缺失、公平正义感下降、政治腐败现象蔓延、民主政治进程面临困境等方面的原因,致使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面临着挑战。因此,为了重塑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应当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建立信仰型权力;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遏制政治腐败,使公共权力回归到维护公共利益的正途;加强宪政民主建设,促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论古希腊雅典的法律监督制度

古希腊雅典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较完备法律监督制度的国家。雅典民主制是法律监督制度建立的基础 ,法律监督是维系民主政治的保障。雅典的法律监督制度不仅使雅典民主制得以充分发展 ,而且对后世的法律监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中国步入法治现代化、加强法律监督的时代 ,研究雅典法律监督制度 ,会给我们以有价值的思考     

试论邓小平反腐败思想——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

在举国上下反腐倡廉之风蓬勃掀起之际,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公开发表,学习邓小平关于正确认识和认真对待新时期腐败现象的论述,对于我们认清大局,坚定信念,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确认识和对待新时期腐败现象 发展与稳定是我国目前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邓小平以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了稳定与腐败现象,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他认为要发展必须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以四个坚持为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惩治腐败,保持稳定,使改革开放、惩治腐败,政治稳定三位一体,并为我们指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 (一)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与腐败现象的     

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力——哈贝马斯对于民主国家中的权力结构的思考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变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它自我编程、自我服务,法治国家的合法律性和正当性发生了分裂。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狭义上的政治权力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政治权力应该由交往权力转化而来,并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交往权力不仅包含制度化的交往权力,而且还包含生活世界中的公共交往。在现代社会,这种交往将改变政治权力的结构:狭义政治权力的缩小和交往权力的扩大。     

用交往权力制衡社会权力——重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方法论上的商谈模型的建构,区分了影响民主商谈过程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一种是通过反思地加以调节的文化因素,一种是通过政治和法律控制的社会权力因素。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社会权力因素受到了政治和法律的控制,它们还会影响民主商谈过程,而自由的、公开的商谈会制约它们的影响力。商议民主和经济学民主、选择民主以及法团主义的差别在于,商议民主把政治权力看作是交往权力转化的结果,而其他的民主理论则把政治权力看作是社会权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从而使民主政治失去了社会整合的功能。     

分权制衡与美国民主的"否决政治"困境 ——制度成本视角下美国民主效率问题研究

分权制衡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对防范政治暴虐、平衡多元利益、增强决策审慎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一制度安排需要付出牺牲决策效率的成本。近年来,由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的政治立场发生极化,且总统职位和国会两院常常由不同政党控制,政党对立的严重影响传导到政府机构层面,造成“否决政治”,美国政府分权制衡制度安排的收益下降,成本显著上升,使美国的民主运行和国家治理受到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理论上可以采取减少政党对立但不触及分权制衡制度安排的思路,也可以采取调整参议院、众议院和总统三者之间的立法制衡关系或改行议会制等制度改革路径。现实当中,美国改变分权制衡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其制度成本上升至美国社会无法承受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