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性质的解构与后现代课程知识的抉择

基于对现代知识性质的诠释 ,分析了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知识性质的解构过程 ,阐发了后现代知识的性质 ,探讨了后现代教育对课程知识的抉择。知识的性质是一定时代知识观的映照 ,是各种不同的知识共同遵守的规则。     

基于个体隐性知识的企业核心能力研究

企业核心能力是现代企业发展的真正动力,企业的共享知识则是打造其核心能力的关键.然而,许多知识都是以隐性形式存在的,它们一般存在于员工个体中,如何让这些有益的知识释放出来,使之成为共享知识,进而提升现有的核心能力,是现代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围绕着个体隐性知识、共享知识和企业核心能力的关系,从个体隐性知识的共享障碍、解决策略和循环创新等角度来研究企业核心能力提升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走出后现代知识观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表象,真理不是符合,知识是没有等级和中心的聚合体;思想的目标不是真理,而是开发歧见、维护竞争和对话。这样,它就在批评现代知识论的同时,完全否弃了知识和真理。后现代知识观中包含着许多自身难以回答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同当代发展着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知识观结合起来,是走出后现代知识观困境的必由之路。     

知识观与现代性——一种基于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探讨

知识观是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奠定了现代知识观的基础。现代知识观的核心论题包括: 理性的观念、知识的性质、基础主义等,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 康德与黑格尔都有着既相异又相通的各自理解。由此构成的康德、黑格尔的知识观, 是现代性观念的重要源泉。     

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

一直以来,现代知识体系之“中国议题”,与中国学术界的关联程度相对有限。无论是从关于“中国”的基本概念、主要命题与大致结论来看,还是从对于中国研究作出的基本贡献、杰出学者层级以及研究范式观察,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都与西方国家和西方学者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是在中国国家处境发生结构性改变的情境下,中国学者亟欲改变的状况。此种改变之尝试,既需要中国学者坦然面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主要由西方学者设定的既成事实,也需要对于现代知识建构共识之前提条件的依循,更需要在可公度性的知识准则规训下之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检验。之于中国学界,有贡献于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是一个既定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路,实非坦途。     

法学对统一国家的知识构造及其功用

统一是现代国家的实质特征.在近代,法学与民族国家建立知识联盟,法律科学担负现代统一国家的知识建设,通过统一疆土、统一民族和统一政府三个方面的法权知识生产,构建现代国家的统一性.     

论知识生产力

知识生产力在最抽象的意义上规定为 :人类对世界认识的结晶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它与生产力三要素紧密结合成为现实生产力的一个要素。科学劳动是最强大的主体生产力 ;知识软件是划时代的劳动资料 ;知识产品是精神生产力的现代成果。对知识生产力的考察 ,作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的扩展 ,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知识管理:高校管理模式的新发展

在知 识经 济 时代 ，随着 知识 管 理在 现代 企 业中 的广 泛 应用 ，知识 密集 的 高校 同样 迫 切需 要知 识 管理 。本文 从 阐述 知识 和 知识 管理 相 关理 论出 发 ，结 合 所构 建的 高 校知 识管 理 模式 ，剖析 了我 国 高校 知识 管 理存 在的问 题 ，并基 于 高校 实 施知 识管 理的 必 然性 ，提 出 了实 现高 校知 识 管理 模 式的 对策 。     

人类智力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初探

人类智力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 ,科技进步是决定人类智力发展的外部条件。人类智力是现代社会科技进步最根本的生长点 ,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是人类智力推动科技进步的根本途径     

走向融合:嬗变知识观中对知识教学的再思考

由于现代和后现代知识标准形成的条件不同,其内涵也就各不相同。不同的知识标准,使今天的知识教学陷入两难的境地。只有融合两种知识标准的合理之处,在知识教学的目的、价值和选择等方面对知识教学进行重新定位,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优势和潜能。     

现代企业如何激励知识员工

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员工是现代企业最宝贵的资产 ,企业管理者要增加企业的智力资本 ,就必须首先了解知识员工的特点 ,然后采取相应措施 ,充分发挥其工作积极性     

知识抑或信仰：现代性危机探源——兼论现代社会的知识基础

本文试图以现代性危机为视角,分析现代人及其现代生活的知识基础及其社会后果。本文认为,前现代生活的最主要特征是“神”为人立法,即宗教信仰以及组织化的教会为前现代生活提供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标准;现代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个人的理性自主与权利,它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精神基础,即“知识”的社会地位与作用取代了“信仰”的地位与作用。秉持这样的认识。本文分析了古今生活之变背后知识基础的变革。     

“知识”是怎样“无力”的——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农村“知识”问题的考察

中国现代化之路与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现代“知识”密切相关。农村的“知识”既是传播到农村的现代科学知识,也是关于农村的历史实践和想象建构。本文从当下的热点问题“知识无力感”出发,从历史、文学视角追溯新文化运动与农村“知识”的关系。从现代“知识”的启蒙的边缘辐射,到田园牧歌的“乡愁”想象和激进现代性的“革命”建构,再到当下“后革命”的历史叙述,农村“知识”在历史实践和文化想象上逐渐“无力”。今天我们仍需要在历史总体视野上看待农村的“知识”问题。作为可能召唤“阶级意识”的农村历史经验和现实体验,才是最应该珍视的农村“知识”,是“有力”起来的最大可能。     

知识概念扩展和作为知识表示技术的逻辑

知识概念是不断扩展的，逻辑学作为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先是作为构建知识的工具。后工业社会知识概念的进一步发展，知识表示技术成为信息社会或者说知识社会重要的知识门类。排在首位的知识表示方法是在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学派基础上建立的一阶逻辑。而当我们深入到其他知识表示方式的时候，这些表示方式的实质都是现代逻辑所研究的核心内容，即推理的知识。所以，逻辑学的功能在当代的演变方向之一就是演变为知识表示技术。     

试论知识创新时代的企业组织变革

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 ,知识和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资本。在经历了现代工业金字塔型组织形态之后 ,基于知识创新时代产生的学习型组织是一种面向 2 1世纪的现代知识型企业组织演变的理想模式     

知识、道德与传统儒学的现代方向

文章试图通过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知识与道德代表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人们对道德的关怀方式也有认知的和实践的两种,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可以各自独立发展;尽管知识与道德的结合可以是一个理论课题,但是它们之间的真正碰撞和结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生。正像我们不能指责研究知识论就犯了“重知识、轻道德”的错误一样,也不能指责儒学作为一种道德传统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不少现代学者(特别是新儒家学者)之所以从“形上学”、“存有论”等角度来寻求传统儒学与知识之间的结合,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误认为传统儒学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而没有把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的现代结合,当做一个现代人在面对知识世界的时候如何确保或重建自身价值的修身功夫和道德实践。     

知识观重构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学逻辑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有赖于以“人学”为内核的现代知识观的重构,这种重构集中体现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两个层面上,是朝向“中国”“儿童”与“文学”的现代革新。对于“儿童文学是什么”的元问题,存在着“发现”和“发明”两种知识依据,牵连出“本质论”与“建构论”两种发生路向。儿童文学“不可能性”的提出并非否定其知识的合法性,而是因儿童与成人分立的知识集而引发的认知界限的质疑。不过,在知识传递中这种成人话语的强势绽出,遇合了以思想优胜推导儿童文学发生的逻辑机理,也助益了知识观的重构。新文学知识观的重构为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人学资源及认知装置,而儿童文学的发生又参与了人学知识观重构的现代工程。这种双向发力的机制,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当代儒学知识化维度的重构

传统儒学是一个多维发展的统一体,知识化维度是其中的重要一翼,由之而形成的儒学知识形态构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由于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儒学的知识化维度不复存在,具有自身话语系统、问题意识的儒学知识形态已经成为断裂的传统,变成现代学术体系下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突破僵化的现代学术体系框架,彰显儒学的知识化维度,重建儒学知识形态, 是当代儒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现代信仰和信仰体系的两条绝对之路——以“知识—信仰”框架为分析契机

理性的知识原则和信仰的良心原则是推动现代性的两大核心原则,两者分别表达了理性的普遍化诉求,以及现代人的绝对个体化和主观化诉求。“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地盘”是这两条核心原则之绝对差异的原理性表达：彻底贯彻,或彻底瓦解此原理是现代信仰能否重新确立的关键。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分别走在这两条绝对道路上：前者是罪（知识）—信仰的绝对辩证道路,通向的是现代信仰的绝对个体性和绝对主观性;后者则是知识—信仰相统一,甚至是同一的绝对思想道路,通向的是与信仰相关的现代形而上学体系。这两条道路并非如表面显示的那么对立,相反,它们都是对真理（上帝存在）如何展示在现实中,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仍然绝对有效的表达。     

试论图书馆知识管理

图书馆知识管理应遵循知识创新管理原则和知识应用管理原则。图书馆知识管理应采取加强图书 馆管理人才的培养和资金投入、建立高效的知识管理体系、导入现代信息技术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