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梁之辩”是否要继续下去

“濠梁之辩”,千古佳话。关于庄惠二人孰赢孰输,历来莫衷一是。本文从异类能否相知、他人能否相知。若相知、如何知,以及“鱼乐”与“知鱼乐”之间的区剐与联系三个角度阐述了濠梁之辩的深刻含义。     

不同的世界与不同的爱:从“濠梁之辩”看庄、惠殊途

濠梁之辩以惠子之问开端,惠子质疑类与类之间相知的可能性,庄子则以人与人之间相知是否可能的问题来试图化解惠子的辩难,然而惠子复以质疑个体与个体之间相知的可能性反诘庄子;濠梁之辩以庄子之答结束,然而庄子之答的逻辑存在片面性,若从另一角度解释,也可认为其是庄子对惠子的姑且之答。庄子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但又认为万物通过道而得以整合;在道境观照下,庄子所言的鱼之乐,既不是与道体合一的纯粹抽象的感受,也不是鱼自身所体验的感受,而是两者相融的特殊精神形态。惠子虽然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但其所见的"天地一体"实则是平铺的一体,其所言的"泛爱万物"实则是机械地爱物。惠子"以形观形"的思维方式与庄子"以性观性"的道境视野相别殊甚。     

论“濠梁之辩”的智慧

"濠梁之辩"包含了丰富的论辩方法和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一段论辩。庄子逍遥无为的齐物论思想,惠子带有辩证因素的理性认知都体现在"濠梁之辩"中,先哲的智慧由此可见一斑。以"濠梁之辩"为切入点,对先哲思想进行探究,挖掘先哲的智慧对自身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价值。     

海德格尔的"濠梁之辩"

海德格尔曾经通过庄子与惠施的濠梁之辩来帮助人们理解他的"论真理的本质"这篇讲演的内容.这场著名的论辩是一个关于他人之心是否可知的争论.有论者认为在这场对话中庄子采用了诡辩的方法来回应惠施的诘难,最终陷入一种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更有论者以此为依据来判定"濠梁之辩"并非庄子思想的表达,而是庄子门徒对其思想的一种发挥或者说误解,不能体现道家思想的真精神.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庄子文本本身中去,我们会发现这段著名的对话即使不是庄子所著,至少也延续了庄子哲学的精神,其中的深意需要经过进一步的辨析才能显现.庄子通过将惠施逼入理解的真空状态,使得理解的可能性自发地显现出来,对以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代表那些独断论和述诸自明性的立场来说是致命的一击,而作为这种独断论主张之基础的表象性思维正是海德格尔关于真理之本质问题的讨论所要向我们揭示的.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国哲学"为学之方"的经典表述,以后的朱陆之辩在语言学上实际上是出于对"而"字解读的不同.从义理上看,则是自孟子、荀子以来在认识论上"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分野,也和自张载以来知识论上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相关,这种为学工夫论之争也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哲学本体论分歧在方法论上的反映.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不是本末之争而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之争.关键在于二者所理解的知识仍是"道德知识",最终都仍是落在修身成圣这一目标上,这也和中国哲学德性至上的大传统相符.     

白居易诗歌“鱼”意象的庄学意蕴

白居易是一位自觉以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想对自己的生命和生存状态进行定位的诗人和政治家。他一生以庄子笔下"知乐"的濠上之"鱼"自比,其诗中常写到"鱼乐",尤其晚年诗作中更多有写"鱼乐"处。他后半生着意于鱼的乐得其所,无所牵累,认为鱼懂得游于深渊,远离祸患。他以逍遥适性的"鱼乐"作为生命体验的理想追求;在白诗中,"鱼"可以说是白居易的自我形象写照。透过白居易诗歌中的"鱼"意象,可以见出他思想深处的庄学渊源,由此也可窥见中晚唐诗人兼政治家群体精神世界、心灵空间的变化轨迹。"鱼乐"无疑是一种心性自由的象征,成为文人士大夫向往的境界。     

理解何以可能——由濠梁之辩引发的思考

濠梁之辩显示了庄子对理解问题的哲学思考,在理解问题上庄子关注的是理解何以可能。庄子认为境域差异和成心引发的是非之辩,是阻碍相互间理解的两大因素。境域偏狭者拘于一方,难以理解大道;自师成心者相互攻讦,理解却被是非之争所取代。针对这两大理解之蔽,庄子以"道通为一"的理论,肯定了差异与相通的并存不悖,警醒人们不能自我封闭,应用"以道观之"的视角俯视差异,应对是非,以不断生成和更新的状态容纳他者、理解他者,这构成了庄子对理解何以可能的一种哲学思考。     

庄惠“濠梁之辩”——两种思维的交叉

庄周与惠施在争辩之中增进友谊,在嘲讽之中切磋道术.后人曾说:“相嘲相得惠与庄”(魏源语),确实点出了庄惠友谊的特点. 在庄周与惠施的多次争辩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而且至今仍未能定其是非的,要算是《庄子·秋水》篇记载的“濠梁之辩”.本文试图解开庄惠这一争辩的纽结,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他者的理解:《庄子》的思考——从濠梁之辩说起

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在对人之“在”的沉思中,庄子对此作了多方面考察,后者首先体现于濠梁之辩。濠梁之辩在理论上既涉及他人之心是否可知,也关联着“如何可能知”与“以何种方式知”有无区分或二者能否等同。惠施作为对话的一方对前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但其推论的过程又包含着内在的悖论;庄子对鱼之乐的可知性予以了确认,后者同时蕴涵着对他人之心是否可知这一问题的肯定回应。不过,在论证以上立场的过程中,庄子又将“如何可能知”的问题转换为“以何种方式知”,从而在逻辑上犯有转换论题的错误。当然,知“鱼”之乐所隐喻的知他人之心,同时又涉及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过程。从后一角度看,肯定他人之心的可知性,无疑为确认交往过程中人与人相互理解、沟通的可能性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广而言之,人存在于世,总是难以避免与他人的共处,而在共处或“群于人”的过程中,则不能不发生彼此之间的交往及相互理解,庄子着重分析了存在境域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影响。通过共处、交往过程中的对话而达到相互理解,以存在方式及存在形态的转换为其指向。就人自身之“在”而言,存在形态既涉及外在的生活境域,也关乎内在的精神世界,庄子对后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论"道"与"逻各斯"之"异"

老子之"道"强调"无为"、"法自然"的原则,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则强调"有"和"存在之物"的原则;老子明言"道"是不可言说的,而赫氏则明言"逻各斯"是可以言说的;老子主张对"道"的把握通过"体悟式"的认知方式,而赫氏则主张对"逻各斯"的把握主要走"分析式"之路.以当代的眼光看,老子之"道"与赫氏的"逻各斯"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好可以互为印证、互为补充.     

事实与事件——从濠梁之辩看哲学之本

对哲学之本的不同看法,会形成不同的哲学形态.以事实为本的西方哲学,是一种话语哲学.以事件为本的中国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说明了这两种哲学之间的不同.如果从话语哲学的角度来看,这场辩论的胜者是惠子.如果从生活哲学的角度来看,这场辩论的胜者是庄子.中国学者多数认为这场辩论的胜者是庄子,原因在于中国人更喜欢将哲学作为生活而非话语来实践.     

"辩体"不"辩意"--许学夷论"体制为先"

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观念.许学夷<诗源辩体>的核心内容即为诗歌辨体批评,而"体制为先"是<诗源辩体>最基本的思想."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重视艺术形式的规范要求,但其理论的对立面并不是性情、声气,"辩体"与"辩意"相对而言,许学夷反对的是以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诗歌,故其评诗摒弃种种"辩意"的因素,以把握诗歌本体特征的辨体批评为中心.     

庄子"辩无胜"的名辩学意义与现代启示

庄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在争鸣中,各自以自己的政治伦理主张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造成天下"是非之途,樊然殽乱"的根本原因.为此,庄子在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中,在对取法标准的主观性的批判中,提出了"辩无胜"的观点."辩无胜"从反面促进了中国古代名辨学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批判、破除现代"辩无胜",树立法的观念,也有着积极的现代启示.     

从现象学看“濠梁之辩”中的他人心灵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濠梁之辩"蕴含着一个现象学家广泛关注的根本问题,即他人的心灵是否可以通达以及如何通达。惠施和庄子分别代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立场。惠施认为他人的心灵是无法通达或直接体验的,这原则上与行为主义者和笛卡尔主义者的见解相一致。与此相反,庄子确信他人的心灵是可以直接通达的,而无需通过类比或外在表征的臆想去获得。这一观点也是现象学家的一般共识,尽管他们在许多细节问题上莫衷一是。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强调语言在交互主体性中所扮演的独特作用,这很具有启发性。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五四观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其时,知识界对于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之评价,见仁见智.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五四"观,代表了民初思想界之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对于五四运动,陈的民主与民族之思,胡的个人与国家之分,梁的公义与法律之辩,分别以民主、自由、法治来规约爱国主义,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对爱国主义的理性思考.三氏思想之歧异,表征着民族危机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和激荡.     

楚简《老子》"绝智弃辩"章解读

本文通过对楚简<老子>"绝智弃辩"章重新解读,指出"绝智弃辩"章中的三组"绝X弃Y",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绝智弃辩"讨论的是政治问题,主张绝弃依附于执政者的智士与辩士,还清明之政于民,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利益;"绝巧弃利"讨论的是社会问题,主张通过绝弃工艺技巧与利器,断绝产生奇玩好物的技艺,从而减少社会上盗贼滋生的现象;"绝伪弃虑"主张绝弃过度的思虑和心伪,以恢复人的自然本性.     

先秦"名"学派别及发展阶段

先秦"名"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以孔子、老子、邓析,惠施、公孙龙、尹文和《墨经》,荀子和韩非为其代表,"正名"是先秦"名"学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线索.就"名"论而言,先秦"名"学有"名之必可言"(孔子)、"无言"(老子)和"名"抽象而与现实世界无关(邓析)三派;对名与实的关系的看法,则有名实无关(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名实有关(包括孔子以"名"正实;墨子及《墨经》以实正名;《尹文子》名实互正)这两大派;就"辞"论而言,也有"辞达"(孔子)、"不言"(老子)、正面"辞"论(《墨经》)三派;就"辩"论而言,则有"不得已"派(孟子)、"不辩"或"大辩"派(庄子)、"察辩"派(《墨经》)三派.先秦"名"学派别众多,即使在纯粹"名"学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制约了它们对社会和后世的影响.     

"民可使由之"章的句读

《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章的句读 ,笔者所见者有四式 :1、“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此乃传统句读。程、朱及郭沫若等人认为该章是说 ,能够使民遵由正道却没办法使民知其所以然 ;郑玄明赵纪彬等人则认为该章是说 ,只可使民顺从正道去做而不可使民知其所以然。尽管对文章理解不尽相同 ,但对该章句读的认定却是一致的。 2、“民可 ,使由之 ;不可 ,使知之”。梁启超曾主张此式 ,认为该章是说 ,民众认可则立即实行之 ,民众尚未认可则开发民智创造条件以准备实行之。 3、“民可使 ,由之不可 ,使知之”。此式见孔德明《离经辩志与孔子研…     

"心性本觉"说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兼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近六十年来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与近现代佛教史上的<起信论>之辩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吕澂先生基于民族思想的视角,对其前期提出的"心性本觉"说予以语境转化,通过梳理中国佛学源流,确认了"心性本觉"为中国佛学特质这一思想事实.潘桂明先生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则将吕澂的"心性本觉"说由一特殊性佛学命题扩展为一更普遍的哲学命题--"即体即用"的思维模式,以此展开对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系统性阐述,进而反思中国哲学的反知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