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团体、政党在广东的独立活动

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韩国独立运动主要团体、政党也在中国广东地区展开了独立运动。韩国独立运动的志士千里迢迢来到广州，自觉地把韩国独立运动的伟大事业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洪流中。韩国独立运动团体、政党在广东的活动，以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为中心，不仅为韩国独立革命培养了大批政治和军事人才，也使广东地区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人才培养基地和中国华南地区独立运动的中心。     

革命进程中的身份转换--朴容万与韩国独立运动

作为一位被遗忘的革命者,朴容万的人生轨迹显示了20世纪前期东亚革命激流中一个不为人知的侧面.在革命进程中,他经历了从"革命者"到"反革命"的身份转化过程,其中既有个人的自我选择,也有革命规则的作用,体现了一个充满断裂和冲突的时代个人身份型塑的复杂性.     

从《震坛》看中国革命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境内勃兴,创办刊物为其主要斗争形式之一。本文通过对《震坛》周刊的分析,阐发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与韩国独立运动的互动关系,从更为广阔的层面,揭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演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消费合作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立三民主义及中国本位合作理论体系,希望给战时经济以极大推动。为维持城镇公教系统的正常运转,国民政府相继制定物价政策、统制政策、专卖政策、优惠政策等鼓励消费合作社发展,这些举措的目的是政府依靠行政力量调控物资、平抑物价进而满足城镇公教人员与普通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四川哥老会的查禁

本文着力叙述了抗战中国民党对四川哥老会查禁的过程,并分析了查禁失败的原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

抗战时期,为筹措日益庞大的军政开支,国民政府不断尝试各种财经应变措施。本文所讨论的税制改革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税制改革以194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改革在目的和程度上均有较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背后所蕴涵的财政理念和政策走向亦值得重视。这些改革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但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得到当时舆论一定程度的好评,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国民政府战时对缅关系及对印缅民族独立运动的关注

抗战时期,随着中缅通道在中国战略物资输入中地位的日渐凸显,为维系此一运输要道,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对缅官方和社会各界的交往互动,增进了双方的友好与合作。缅甸当时是英属殖民地,中缅之间的交流是在英国的掌控和认可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在自身面临巨大作战压力的情况下,也甚为重视印缅等国的独立运动,对这些国家争取自治或独立的斗争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采取了切合不同国家实际的立场和策略,体现了大国的胸怀。印缅等国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战后发展道路上呈现出一些二十世纪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共有的特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业政策及其绩效述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建设大后方工业,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法令,不仅明确规定了战时工业建设的原则、方针和办法,确立了大后方工业发展布局,而且界定了国营、省营、民营工矿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界限.同时,为确保战时工业政策的推行,国民政府还采取了制定工业发展规划、调查工业资源、开展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工业投资及贷款、对工业器材实行统制等相关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施行,不仅促进了大后方国营和民营工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和工业内部结构,使重工业获得较大发展,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基本上保障了战时军需民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对朝鲜族书面语表达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朝鲜族书面语表达的影响是源远流长 ,特别是汉族语言文化丰富了朝鲜族语言的音韵、词汇、语法、修辞 ,从朝鲜族书面语言表达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文化其及模式不但决定了其历史的发展轨道还塑造着政府的管理模式,甚至决定着其国家的走向。文章界定了文化的范畴,回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和历史发展的过程,指明了其内涵,并分析了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民事调解制度考论

调解息讼是中国固有法所崇尚的重要法律原则,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院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也贯彻了这一法律原则.并且,国民政府通过立法使民事调解制度成为当时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南京国民政府二十余年的民事司法实践中,法院民事调解制度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显著的作用.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院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较好地避免了争端当事人的尴尬境地,保持了日后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从而有利于社会凝聚力的发挥.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调解制度是值得肯定的.     

国立中央大学抗战救亡运动刍议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全的大学。中央大学在抗战期间实施的配合抗战、服务抗战的措施，诸如院系的整合与课程的调整、各类培训班的建立、以科研服务抗战以及对抗战建国活动的直接投入等，不仅发挥了大学教育的人才优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折射出了学术与政治间的互动。中央大学的内迁及其抗战救亡运动是内迁高校抗战运动的一个缩影和典范。     

抗战漫画运动的演进及其社会功用

漫画家作为中国文艺界率先举起抗日救亡旗帜的队伍,在抗战八年中,以高扬的批判精神和犀利的讽刺方式进行战斗,成为抗战文艺阵线上的主力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抗战时期的漫画运动是中国漫画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作为运动的体现,漫画展览贯穿整个战争的历史,并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呈跌宕起伏之势。     

美国重塑政府运动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重塑政府运动具有效率提升、市场功能优化、政府公益性强化等科学性层面。目前我国行政改革与社会转型的现实呈现出与美国重塑政府运动背景众多相似特征:政府职能的困扰与挑战、改革与发展的外生性、市场化、政治体系基本效率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特征都决定了我国可以而且能够借鉴重塑政府运动的一些成功经验。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必须引入竞争机制、“经济人”理念、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机制等,最终实现我国行政改革的超越与发展,即建立以市场为核心理念的服务型政府。     

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别及其原因解析

信任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低于州政府,州政府的信任度又低于地方政府.而中国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别情形与之相反:政府级别越高,民众对其信任程度越高.从制度和文化路径入手,通过考察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的来源,我们发现:政策评价、制度绩效、政府工作人员评价、权威主义价值观等都是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而对中央政府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政策评价.民众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期望以及据以评价的标准不同,导致了目前“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格局.     

我国调解制度的法律困境与出路选择

调解方式借助中立的法官的公信力,尊重纠纷当事人处置自身权利的愿望,为公权与私权的最佳结合,既能定纷止争,又可节约社会资源。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严重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因此,只有深刻剖析调审结构的内在冲突和运行中的失衡问题,并建构一种程序机制来其冲突,以及对调审关系重新定位,我国的调解制度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