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论《史记》中的音乐文化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音乐方面的史料异常丰富,因此也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具有音乐文化意义的史书。《史记》中除了两个音乐专篇《乐书》《律书》之外,有70余篇涉及音乐,计220余处。内容涉及乐器,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表演活动,礼乐制度修订,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思想等方面。研究《史记》音乐文化,领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音乐的旨意,厘清《史记》音乐文化的内容概况与特征,剖析《史记》音乐史料所蕴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信息,全面认知《史记》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史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钱钟书的《史记》研究及其启示——以《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为例

钱钟书的《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以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论述标本,探讨了有关《史记》的诸多问题。他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对《史记》编排有失协调问题的揭示、对司马迁天命观之矛盾的诠解、对《史记》深意的挖掘以及对《史记》文学性的探讨等,对今天的《史记》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     

试析司马迁《史记》与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来源

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分别为中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史记》和《历史》对于各自的文化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着差异。从史源来看,它们都运用了文献史料和实地调查,并将两种资料相互印证,有机融合。但司马迁运用的文献史料主要是皇室藏书、诸侯史记和民间歌谣诗赋;希罗多德运用的则是神喻记录、金石铭文和极少数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文献史料是司马迁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实地调查是文献史料的补充,希罗多德的写作正与此相反。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刘昺及《大晟乐书》辑考

刘昺《大晟乐书》在宋代音乐史上有较高的地位.然史传记载刘昺事迹颇有疏误,关于《大晟乐书》的编撰、成书时间及卷数、篇目等,均讹误较多.《大晟乐书》已久佚,其撮录文字见于《宋史·乐志》,然亦颇有错字.今据相关史料,考得刘昺生平事迹、《大晟乐书》编撰情况及残文若干,可订补史传文本之阙失.     

试析司马迁《史记》与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来源

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分别为中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史记》和《历史》对于各自的文化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着差异。从史源来看，它们都运用了文献史料和实地调查，并将两种资料相互印证，有机融合。但司马迁运用的文献史料主要是皇室藏书、诸侯史记和民间歌谣诗赋；希罗多德运用的则是神喻记录、金石铭文和极少数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文献史料是司马迁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实地调查是文献史料的补充，希罗多德的写作正与此相反。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校读札记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是目前人们研读《史记》的权威文本。近日,笔者取民国年间张元济校勘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以下简称“百衲本”）与之对校,见二本或有异文;现取《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下简称“《校补》”）、《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献以资参证,就异文中可商之处草成数则,不当之处,祈方家指正。     

汉廷政事与经典书写——论《史记·三王世家》的撰写及影响

武帝分封三王是为了应对现实政治局面而施行的措施,其分封仪式乃汉廷礼制史上的大事件。今存之《史记·三王世家》为司马迁之原著,他秉着记录史实书写经典的心态,采用独特的方式记录下一朝宪政大典及文书运作。通过自己的独特行文,司马迁让人感受到汉廷分封三王的严肃与隆重,彰显出此事在当日的巨大影响,这是历史书写对真实场景的有效还原。三王分封策书和记载此事的《三王世家》都成为经典文本流传后世,体现出政事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也是朝堂礼制与经典书写相互影响的代表。     

试论《史记》“跨层”艺术对其价值的影响

作为历史叙述文本,《史记》主要由两个叙述层次构成.由于主叙述者司马迁在叙述时采用了两种"跨层"叙述的方法,因此《史记》的叙述形式不但提高了这一历史文本的"真实性"价值,而且对后代的小说叙述形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浅析《史记》的悲剧人物及其精神

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悲剧审美问题,在此之前有很多研究成果,但主要是从整体的文艺理论角度或者部分个案人物分析上出发,本文拟以《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为对象,统计《史记》的悲剧人物数据比率,以此分析司马迁的悲剧精神及其意义。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史记》的小说性

《史记》是一部信史,却体现出一定的小说色彩,对此历代学者已达成了共识,它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梦兆预言、灾异祯祥和奇闻逸事。其实历史和文学在叙事职能上是相近的,由于司马迁采用口述历史作为史料来源,用“好奇”的审美观来择采史料,并继承了先秦史书中的文学虚构手法进行艺术创作,这都使《史记》呈现出一定的小说性,但并不削弱它的史学价值,从其小说笔法中我们同样能获得历史信息。《史记》所以杂用小说笔法,有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良苦用心,也寄寓着司马迁发表一家之言的许多感慨。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司马迁和《史记》更是无以回避。探讨分析了司马迁之生死观在《史记》中的体现及内涵，并略论了司马迁生死观对儒道两家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宗教竞争与书写规则的互动——论《广弘明集》对《魏书·老志》的转写

受到写本时代书写规则和宗教竞争的作用,《广弘明集》作为选集,收录《老志》却沒有保持《魏书·老志》的原貌.《广弘明集》对《老志》的改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再创作":一是从语法修辞层面简化文本,二是从意识形态层面改造文本.道宣之所以大肆改动《老志》,以及改动之后不作任何说明,与当时的佛道冲突以及写本时代密切相关.道宣转写之后的《老志》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文本的客观性,但却保存了观察文本改造和探究佛道冲突的史料,探讨写本时代宗教竞争与书写规则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新奇的视角.     

试论司马迁《史记》对女性人物的记载

《史记》有不少地方描述、评写了历史上的女性人物。笔者认为 ,司马迁笔下的女性人物对全面了解 ,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和历史或全面认识、评价司马迁和《史记》,均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内容。     

世纪末的总结——“1999年中国·开封《史记》暨汉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史记》研究与司马迁研究为本次会议之重点。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史记》篇章研究与《史记》全书的关系,《史记》“世家”新解,20世纪《史记》研究史为大会所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