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走向“情感”的文化政治——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修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将文学的功能定位在"情感教育"上,而这并非标榜唯美的文学立场,其中正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梁启超将文学视作对现代国民进行人格教育的有力手段,从而为"开拓新政治"奠定民众和人才的基础。他发扬孔子开创的"诗教"传统,强调借助文学培养国民"趣味化"的人生观,并将传统文学作为教育现代国民的重要资源,着重指出文学在重构转型期国民的文化认同、铸造民族精神当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价值。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显出差异,构成对话。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     

梁启超“情感说”的人生论美学意义

梁启超的“情感说”建立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并推及人生观。他认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好的作家只有具备高洁的情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传世名篇。在人生中,情感的稳定指向是趣味,一种高级的趣味,必然关乎伦理,关乎宇宙人生。总体来看,梁启超的“情感说”试图建立“小我”与“大我”之间的桥梁,推崇一种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将崇高与“无我”当作人生的追求,因此,“情感说”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生论美学意义,体现了终极的人文关怀。     

作为嗣续光大“国民性”与“国性”的文学——梁启超1915年前后文学观的转变

1915年,梁启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宣布将报国的方向由政治转向社会,其借改造社会以改良政治的思路与同样以该年为起点的《新青年》同人取得共鸣。但其思想中不断增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使他修正了对"国民性"等问题的负面认识,这与后者单纯的启蒙立场分歧明显。梁氏认识的转变反映在这一年写成的三篇文学短论中。他不再将文学视作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是将其作为传承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重要手段。以此他指斥当下有害于国民和"国性"的"新小说",并将文学的发展联系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梁氏此期的认识转变预示着其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动向,其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分歧也以此为开端。     

“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     

崇高之情何以可能——从现代情感本体角度对王国维、梁启超的合论

中国现代情感本体的特征是崇高之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家们已经对之作出了反思。王国维认为培养“完全之人物”需要进行情育,并提出了情育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壮美之情的教育。他对叔本华天才说的补充使得情育是可能的。但是,在如何展开情育的问题上,他的思考不足。梁启超则提出了尚武、进取冒险和权利思想,从康德崇高的培养需要人生哲学作某种转换的角度说,他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情育如何展开的问题。但是,晚期的王国维回归了传统,认同了优美;梁启超也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不定: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现代情感本体的问题虽然已经提出,但是,其诞生十分艰难。     

从“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与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是在汲纳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梁启超作为促成近代中国新旧学术转型的重要学者之一,其"文学"观念也经历了由"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的转变。考察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有助于揭示"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及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谈当前"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不同旨趣

当前,“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影响越来越大,但是,许多人将它与西方20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混同。实际上,我国当前的“文化诗学”立足于我国的文学现实,既注重文学内部研究,也重视文学外部研究,追求文学诗意的王国;而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旨趣却指向文化政治权力。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研究

以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为研究对象,认为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对儒学的研究是系统而自成体系的,他的思想极富独创性和时代性;他与新文化派的论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调整和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他思想中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他在谋求儒学与现代化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     

近代湖湘文化与新文化运动——以李大钊所受近代湖湘文化的影响为例

湖湘文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重大的影响。李大钊吸收了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曾国藩、谭嗣同、章士钊等的思想和学术,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研究湖湘文化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展示中国的地域文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新文化运动的特色。     

革命时代的另一种声音——论梁实秋对同时代文学的反思

梁实秋总是以"不合时宜"的姿态对同时代文学进行反思和批判,然而他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和坚守己见的品格,处处显示了与"五四"精神的投合.他坚持整体性的文学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文学彻底反传统倾向的制衡和反驳;他批判文学的阶级论和工具论,倡导文学的多样性和独立性,这些对同期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发展都是有所裨益的.     

齐文化的"重士"传统及其影响

齐文化中具有"尊贤重士"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由姜太公开其端,经管仲、晏婴进一步发展,于稷下学宫发扬广大.这一传统成为齐国富强的重要因素;而且开启了一代"礼贤下士"之风,使稷下学宫成为战国文化中心,对后世的博士制度以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道统"精神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以“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学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冲突。聚集于东南大学、以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学衡派”，持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举新人文主义之大旗，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这种以南北两所著名大学为阵地的不同思想间的论争，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及南北学风的互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对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变迁与文化选择——近代山东的孔氏家族

在历代尊孔政策的影响下,以孔府为代表的孔氏家族成为历经王朝更替而从未中断的文化世家,但自晚清以来,随着社会环境、政府政策的巨大转变,孔氏家族的权威受到冲击.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文化世家的地位,孔氏族人一方面通过效忠当道、宣扬并身体力行的实践儒家思想,以获取政府的支持,同时也努力适应时代的变化,接受新文化.许多孔氏族人的教育方式、生活方式、道德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批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     

诗伯文宗 泽被久远：－论沈约在齐梁诗坛的地位及其影响

沈约是南朝齐梁时的重要诗人 ,是当时的“一代辞宗”。他不仅诗歌创作颇有成绩 ,而且他毫无文人相轻的陋习 ,不崇己抑人 ,笃于揄扬后进 ,齐梁间很多诗人或多或少受过他的褒奖。齐梁文坛上 ,沈约提携了大量的文坛同辈或后进 ,对齐梁诗歌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沈约影响了一大批当时或后代的诗人。     

文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协奏——梁修《花埭百花诗》用典艺术初探

梁修所撰《花埭杂咏百首并序》（又称《花埭百花诗》）在沿袭典象、套用成说、点缀语典等三个方面体现自己的写作姿态,采取了铺叙典故、运用典故进行比较以及延伸艺术想象等艺术手法。在审美态度上,作者有意无意淡化文化记忆的政治倾向,重新调整花卉评价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与情感取向,追求一种整体上的轻松感和诙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