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

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以晚清温州士绅王毓英的学与行为例,通过考察其时代意识和世界知识、乡绅意识与化乡实践以及地方自治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看到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传统因素.王毓英通过修水利、移风俗、兴教育和办实业等四个方面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展现了这种地方自治背后“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与明清以来主张化乡的乡绅意识一脉相承.以王毓英为个案,或可将之视为晚清士绅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普遍公式.     

法治是建设“幸福广东”的保障

“幸福广东”的建设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它要求政府及其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确立社会正义法治理念，并以此制导政府行为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权行为；另外，要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地方立法，为建设“幸福广东”打造一个法制保障平台，以保障“幸福广东”建设在具体项目上有法可依，给予“幸福广东”建设以强大的推动。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从经济学视角展开的分析

从激励的角度看,政府行为与政府职能取决于政府的治理结构。中国“多任务委托—代理”型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促成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至上的行为倾向。这种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与行为倾向既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也造成了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功能薄弱、基层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许多公共管理政策有效性降低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和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改善公共管理政策的实施机制、深化政府治理结构改革。     

两种人性假设对政府角色的影响

“经济人”与“中心人”这两种人性假设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及其官僚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及其官员的人性假设。在不同的人性假设下 ,政府所承担的角色和实施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它们都有其合理的一面 ,同时目前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境。本文将探讨这两种人性假设对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给予的借鉴。     

生态移民过程中的政府、市场与家户

通过对内蒙古S旗的实地研究，我们发现生态移民政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在复杂互动关系的背后是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处于各种关系的连接点上，其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     

地方政府行为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行为研究述评周立群，白雪洁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利益格局的变动以及宏观经济走势的作用日益突出。这一问题的现实感很强并牵动经济与社会改革发展的全局。这一问题已成为理论界研讨的热点，主要涉猎了地方政府经...     

运用社会指标 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学学杂谈之五

“八五”期间的社会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有明显上升；“九五”期间还将有更大幅度的提高。部分省市的社会投资大有超过50％的趋势。这是经济、社会比翼双飞的重要标志，这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物质前提，同时，也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其意义之深远将在世纪之交中逐渐显示出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把国民经济计划改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从此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社会发展的应有地位。可是，要在实践上真正解决问题，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是么，有些地方政府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常常是“经济重，社会轻”，讲经济…     

传统时代江南的中层社会与乡村控制

在传统时代的江南地区 ,以地主、富户、乡绅、基层官宦等构成的中层社会是区域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但他们自身积聚财富和重构政治、经济影响力时 ,往往为儒家伦理所责备 ,尤其是在国家和民众都处危难时期 ,这种类似自身“保富”的行为将受到更多的谴责。本文以中层社会为考察中心 ,对其在传统时代来自各个层面的社会反应与正面影响 ,以及他们对于国家稳定、乡村控制所作的贡献 ,都进行了一定的剖析 ,指出 ,无论在传统时代还是在现代社会 ,发展中层社会都极利于地方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     

关于依法行政之“法”

依法行政，是对各级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要求。依法行政之“法”，在政府行为中变得举足轻重，在行政执法中，依此决定是非曲直；在行政诉讼中，依此判定胜败赢输。依法行政之“法”，主要是行政法，即不排除当政府部门作为裁决机关对相对人的民事行为进行裁决时所适用的民事法律。但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是行政执法，所以行政法在政府行为中就显得十分重要。这里所说的行政法，既包括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于行政管理方面的立法，也包括了国家行政主体，即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地方人民…     

“双轨政治”重构与农村基层行政改革——激活基层行政研究的社会学传统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农村基层行政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后果.通过激活农村基层行政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建构“双轨政治”的理想模型,总结当前农村基层行政的特征,并结合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丰富经验,提出依法行政的体制改革仍需尊重基层社会的自治传统,充分利用有效的自治资源,支持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和团队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地方政府行为方式与地方经济自主发展

在我国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全面性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在承受巨大的财政压力的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相应的自主权力。地方政府对此的行为选择表现为:宁可承受较大的财政压力,也不愿放弃相应的自主权力。其行为选择的合理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运用相应的自主权力所获得的收益是可以补偿其成本的。随着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地方经济的自主发展模式便开始出现与形成,并且有以下基本特征:(1)地方利益独立化与明晰化;(2)地方政府成为中观层面拥有一定决策权的调控主体;(3)地方经济的综合性特征强化。这种地方经济的自主发展,在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地区的发展潜力与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从而为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福利企业的慈善理想——上高县畅通线缆厂侧记

作为一家有责任的企业，既要有做大做强，做地方和行业引领者的理想，也要有反哺社会、回报社会引领者的理想。上高县畅通线缆厂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始终揣着一份“反哺情结”和社会责任的意识。截止2007年底，上高县畅通线缆厂已连续三年被江西省宜春市评为“民营企业纳税100强”。作为一家年产值超2．7亿元的民营企业，同时又是帮助政府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福利企业，该厂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论政治宽容的生成条件——以中西方诽谤罪兴衰史为鉴

近年，通过各种方式揭露、抨击、讽刺政府官员不端行为，引发了由警方以涉嫌诽谤政府罪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十余起言说者陷入牢狱之灾的案件。此类所谓“毁谤政府罪”现象所凸现的地方政府官员政治不宽容举动并非纯法律问题，滋生它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摆脱“就法论法”进路，以史鉴今，把世界上言论自由保障程度最高的美国和近代西方民主发源地英国诽谤罪兴衰史作为参照对象，比较其与中国历史和当代诽谤罪现象之共性，揭示政治不宽容的成因，并从物质基础、制度建设、民意基础、政治认知等诸方面探索政治宽容的生成条件，有利于更为客观、理性地看待诽谤罪之兴衰与政治宽容之间的内在联系。     

暗组织

“社会”是个复合体 ,它分为明社会与暗社会。明社会是“光明”的一面 ,包含了约定俗成并代表主流的价值、规范和机制 ,在众人皆知且认可的限度内存在并有效运行。暗社会是光线的影子 ,不仅是亚文化 ,更可能是反主流文化 ,另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价值、规范与机制。暗社会是与明社会具有同样复杂成分及问题的恢宏实体 ,蕴涵“黑暗”、“秘密”之群体心理意义 ,更有群体行为内涵。暗社会的存在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人的“暗心理”层面 ,即主体可以意识但不想暴露人前的心理 ,这种心理引发了人们通常能够注意到的“违规”或“逆反”行为 ,如走私贩毒…     

简析传统乡贤的自治能力及现代新乡贤的培育

中国农村有乡绅自治的传统,积淀了丰厚而久远的乡贤文化。传统乡贤自治表现为:他们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是农村伦理的教育力量,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能够保持农村稳定、缓和社会冲突,承担和主持地方公共事务,守护和传承地区文化。新的时代,我们需要接续传统乡贤文化,通过大力发掘和宣传新乡贤资源,再造和涵育乡贤群体,完善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制度支持与政策保障等举措来建设和培育现代新乡贤文化。     

汉代"以孝治天下"及其现代价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在实践中，汉代政府采取了以下三方面的社会政策，以“孝”作为官吏选拔的途径与评价标准之一；用社会政策和制度培育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以礼入法”，对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对孝的行为进行硬约束。汉代的措施给我们当今培养敬老爱老的风尚提供了有益借鉴。     

日本长崎县社会事业发展特点

日本地方政府工作重点与我国不同 ,即地方官员最关心的不是经济的发展 ,而是社会事业。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出于选票的需要 ,知事和议员们为博取民众的支持 ,对人民生活相关的事业自然倍加重视。二是地方政府没有经济调控权 ,只有部分管理权 ;加之对企业政府奉行不直接干预的政策 ,所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没有太多活动的余地。三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过 ,招商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已基本完善 ,政府花大力气搞招商引资效果已不明显。因此 ,政客和官僚们均强调“县民第一主义” ,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但不管其出发点如何 ,其社会事业仍然有若…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财政收入行为

非正式财政收入行为（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不仅是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收入分割博弈中普遍采取的对策，而且也蔓延到中央机构。这些行为造成的沉重税负扼制企业的成长和投资的增加，从而削弱经济活动参加者的纳税能力，减少财税来源，最终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缺口不断增大。尽管有相当一部分非正式收入用于公共服务，但是它也提供了满足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级工作人员群体不正当需求的可能性，由此酿成大量腐败现象。所以，建立有效监督政府财政行为的机制，设置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制度，实现公共财政的规范化和民主化，将不但是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根本举措，而且还是推进政府职能改革的一个关键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运作逻辑与后果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形象解释。地方政府公司化面临经济资源配置不当、政府职能承担越位与缺位并存,从而加剧民众对社会矛盾、官员腐败、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的批评。本文在探讨地方政府公司化运作逻辑的基础上,综合归纳对地方政府公司化的主要批评类型,并对批评的合理性进行再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