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民间权威与纠纷解决——明代乡村秩序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保留存世的"徽州文书"为史料来源,讨论了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机制与秩序运行模式。在宋、元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代早期到后期,在国家行政体制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徽州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里甲制,耆宿制,老人制,乡约、保甲制等一系列流变或并置的制度体系。探讨明代乡村秩序模式,不能单独从国家行政制度设置角度入手,仍需同时考察传统乡村文化与社会结构,而宗族与民间权威属于人类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对象。本文拟以明代徽州乡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为切入点,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管窥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及秩序运行模式。     

清代前中期船户保甲管理研究——以江西为例

雍正年间,清廷以陆路保甲制度为基础,吸收了清初差务船只管理的部分内容,在内陆省份设置水上保甲制度,其基本原则为船只编号、发给印票、互相保结,并将船户和渔户分别管理。这一制度在乾隆年间得到广泛推行。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水上交通日益繁荣,跨省区的经贸往来逐渐频繁,内陆船只的巨大流动性与连船编甲之间的矛盾逐渐体现。江西地方官员因地制宜,不断调整船户保甲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依靠船行、埠头、塘汛等实现对船户的共同管理。嘉庆时期开始,江西地方继续实践船户保甲制度的基本内容,同时大力引入河保、巡河委员进行治安管理,但官方文件中已逐步减少对建设船户保甲体系的强调,民间力量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管理功能的失效,为之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改革对象———保甲制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重新拾起 ,并逐渐在全国推行 ,这就是所谓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固然与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 ,国民党这时推行的保甲可分为“剿共”保甲和“新县制”保甲两种体制 ,它们在推行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 ,它们又同属于保甲制由式微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保甲与自治的关系由相互对立发展到了相互融通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在一步步地加强 ,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发展趋向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清雍正时期保甲制的推广和完善

雍正年间是清代保甲制推广与完善的重要阶段。雍正二年清廷颁行《圣谕广训》,在民间深化保甲法的影响力,促进其施行。雍正四年颁行保甲法,以巩固保甲制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执行,扩大了保甲法的实施范围。各种保甲特别法将保甲制的实施对象扩大到归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士绅阶层,对保甲制在全国的施行起到极大的推动与完善作用。然而雍正年间官员以保甲户口登记作为国家户口编查根本方式的提议,遭到清廷否决,保甲制在这一时期尚未成为国家户口管理的根本制度。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简论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并建立起总督专制独裁、警察恐怖统治和“保甲”“连坐”制度三位一体的殖民统治体系。作为日本统治台湾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的台湾总督,凭借着日本政府所赋予的立法权和军事统年权,滥施其专制独裁的淫威,对台湾人民实行残暴的屠杀政策。“警察万能”是日本政府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特点。台湾是当时日本统治的所有地区中,警察配置人数密度最大的地区。台湾的警察不仅管辖的领域极为广泛,而且掌握的权势也极大。此外,日本殖民统治者还把实行“保甲”“连坐”制度,作为其实施“以台治台”政策的重要手段,用以大力“强化”台湾的地方统治秩序。     

清代保甲制度探论

清代县以下乡村基层组织经历了由承袭明代的里甲制向保甲制的转变。保甲组织领导人的职务认充、更换及保举、辞退等 ,必须经过不同的审察程序 ,办理各种替换手续 ,方可完成。清代保甲组织职微任重 ,承担着繁杂的维护地方封建统治秩序、维持乡村地方社会治安及催征地方钱粮等行政公务。它大大突破了历代相类组织传统职能 ,是州县官职责的延伸和具体化 ,清廷统治乡村、强化集权的有力工具     

霍布斯的秩序解说与转型期社会秩序的构建

霍布斯提出的“秩序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秩序的建构依赖于相互合作的集体行动 ,合作以信任为基础 ,以制度为保障。我们要根据社会转型期的特点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 ,构建起比较完善的信息结构和调适矛盾的缓和机制 ,促进社会结构的整合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形成。     

论影响土默特蒙古族文化变迁的因素

土默特是个古老的蒙古部落。十六世纪二十年代,阿勒坦汗成为土默特部领主,逐渐建立了以十二土默特部为基本力量的政权。清初土默特部被编为左右两翼,由于清廷大规模移民开垦牧场,土默特蒙古族被迫由牧转农,使其游牧型的民族文化转为农耕型的民族文化。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土默特地区设置归绥、包头二市和归绥、萨拉齐、武川、和林格尔、滚水河,托克托、包头七县。这些县市的设置进一步便利了土默特蒙占族与其它民族的     

清代前期牙行制度的演变

清朝入关以后,继承了明朝原有牙行制度,在此基础上予以补充和规范。康熙中后期及雍正、乾隆时期,中央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诏令和谕旨,整顿和治理全国的牙行,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牙行制度。牙行承充资格的规定是清代牙行制度的基石,贯穿于整个清代前期牙行制度变革的始终。清代前期陆续形成的牙行制度包括五年编审制、牙帖定额制、保甲制度引入牙行管理的同行互保制。每项新的牙行制度从提出到付诸实施都经历了较长的过程。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明代中期福建沿海地域保甲制度的演变

明代中期(嘉靖、隆庆与万历时期)是保甲法在各地大范围推行,机制日益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就福建而言,由于倭乱肆虐,保甲法实施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由局部实施发展为全省推行,而沿海地域备受重视。这一时期的保甲制大都形成独立的实施体系,细则亦日趋复杂完备,保甲与乡约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形成约保一体。在保甲制的具体施行方式上,地方官员可以对上级相关规定加以细化、变通和深化。同时,保甲法带有较强的应时性与反复性,具有实效短、实施不稳定、规程多变的特征,影响实施效果。     

消失与再造：当代城市文化的游牧思想

全球性城市化进程中游牧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日渐消失,但游牧思想作为"前现代"象征和"后现代"思想模式顽强地生长在城市文化中;它的生成折射了城市与游牧在空间范畴的矛盾性共生关系,并决定了镶嵌性、商业性和混杂性成为其存在的形态特征;它在本质上是全球化背景下游牧社会民族认同不断强化所形成的文化再生产,但它并非被动地臣服于工业经济法则,而是拥有内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在城市规划、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领域发挥着独特的调适性作用。     

蒙古古代宗法统治论

古代蒙古族的宗法统治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变过程。蒙古族的祖先室韦———达怛西迁至蒙古草原地区并由"古列延"集体游牧方式转变为"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后,其社会逐渐从氏族制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合不勒汗建立起蒙古部的初期国家政权后,蒙古社会进入了游牧民族的宗法奴隶制阶段;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蒙古社会由游牧宗法奴隶制过渡到宗法封建制,但这一过程直到元朝建立后才最终完成。     

法律视域中的苏鲁克制度

苏鲁克制度是蒙古族畜牧经济中产生的一项畜牧经营方式。从法律角度而言是一种物权制度,也是延续至今的重要的民事习惯。苏鲁克制度在以畜牧经济为主要特点的游牧文化中创造了新的契约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单一所有权物权体系,创造了新的用益物权模式,解决了游牧社会中最主要财产——牲畜的用益问题。转型时期苏鲁克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需要倾注必要的法学关注,这将有助于维护苏鲁克双方的合法权益,给司法机关解决苏鲁克纠纷提供必要的法理分析知识,对完善物权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政府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治理的异化与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治理,早期托自治虚名,后以保甲为实,到1940年代融合自治与保甲的新县制实施后,地方行政制度基本成型。机构职能混乱,行政人员浮收摊派,过度动员造成政府对地方资源竭泽而渔,民意机构未能有效整合地方社会,基层社会失控。究其原因,国民政府在政府职能构建中进退失据,从统治型行政到管理型行政转型时期,制度变革没有适应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管理需求,忽视了来自传统的内生性力量的作用,法治未能确立,现代行政精神缺失,导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发生异化。     

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

保甲制度是中国传统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也是中国历史上为应付战乱,统制民力,实行人口管理军事化的一种制度。它历史久远,几乎可追溯到中国历史的源头。但保甲制度成为风靡全国占主导地位的人口管理制度并为世人所熟知,莫过于30年代开始的,由南京国民政府倡导并强行在全国推行的"保甲运动"。本文意在考察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过程,阐明其出现的历史原因,企望进一步揭示其客观引发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与现代的社会组织以个人为要素的方式不同,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最本质的特征是以"户"（家庭）为…     

论清代的摊丁入地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

清王朝建立后,以里甲制赋役,丁有役,田有租,地亩和人户既是赋役征派的根据,又是里甲组织本身存在的基础。由于人丁编审与丁银征收的弊端日益严重,不仅统治者的赋税收入增加无几,而且激化了阶级矛盾,因此,清政府推行了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措施,人户与税源离而为二,这就动摇了里甲制度存在的基础。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清政府推行保甲制度。雍乾之交,在州县以下基层组织中,保甲组织已取代里甲而成为主流。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赣鄂皖豫四省的前期推行

20世纪2 0年代末30年代初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四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主要地区,国民党蒋介石在这些地区推行保甲制度也最早。由于国民政府的大力倡导,各省政府的积极努力推行,几年实行的结果,赣鄂豫皖四省的保甲已具规模。由于保甲制度起到了有效控制基层民众、配合反共“剿共”的作用,国民党蒋介石认为成效显著,要求全国各省市仿行,并且保甲制度最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基层政权制度。     

民国时期贵州的保甲制度与乡村社会秩序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对抗共产党在贵州的影响,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从1935年至1949年在贵州乡村强力推行保甲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格局,对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但由于地方精英的不配合,保甲长素质的低劣,加上制度本身的缺陷,最终没有达到其政治目的,也没有实现对贵州乡村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