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制度改革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与变革乡村社会秩序的革命。这场革命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重组了乡村基层政治结构,引起了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促进了乡村社会现代民主政治因素的生长,使得乡村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上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乡村社会每天都在改造进步之中,每个人的生活也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有效促进了当时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论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对社会异质性的消解——透过上海游民改造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即开始了全面的社会改造.游民是造成社会失序的众多社会异质性群体之一,聚集在上海且为数众多的游民是当时的一大社会问题.在对游民实施大规模收容之后,新政府着力开展对游民的改造工作.这些工作既包括通过教育的方式,重塑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也包括通过对游民进行劳动能力的训练,改变其寄生性.特别是后者使得具备劳动意识和能力的游民被重新赋予公民身份得以再次进入社会,他们所具有的新的职业身份和阶级身份亦自动做出调整,使得游民得以被纳入新的社会阶层.最终,随着负载整个游民文化的戏剧整改进行,游民这一阶层一度消亡.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困境,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蓬勃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途径,本文从经济、政治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我国乡村治理问题,从而认识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功效.     

乡村社会资本:村民小组治理的“社会植被”

村民小组是乡村社会的底层组织,它的治理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村民小组治理深受乡村社会资本的影响,乡村社会资本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作为"社会植被"的乡村社会资本曾经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要实现村民小组的有效治理乃至善治,需要"再发现历史",恢复和再造社会植被.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辨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获得认同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消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避免体制吸纳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远景。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乡村治理

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正式法律规则对乡村治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则通过社会网络、共同规范、信念等因素对乡村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它们为村民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村落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累加的社会资源,因而既是农村集体行动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以更好地发挥正式制度的绩效。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乡村治理

社会资本是一个指向社会关系的结构范畴,其镶嵌与自主关系的不同维度、层次的组合产生不同含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跨越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国家与市民社会又存在于其中的第三领域。把它作为一种解释范式运用到乡村治理研究中,根据农村自身社会资本镶嵌与自主关系的实际状况,发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农村组织网络,是创建和维护农村社会资本,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在我国人口组成之中,农民占据绝大多数,因此加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工程,实现乡村善治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在乡村治理过程之中,社会资本以其网络性、增值性、互惠性等一系列特点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在乡村治理过程之中需要充分发挥出社会资本作用,加强社会资本培育,创新社会资本载体投入,重视社会资本塑造积累,同时还需要将社会资本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之中,以便发挥社会资本潜力,推动我国乡村治理上一个新台阶。     

我国古代社会乡村社区治理的政治艺术

维护既存政治秩序是每一代统治者的共同任务。但是,时代不同,他们在维护统治秩序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和策略也会有所差异。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乡村地域极为辽阔,农民居住也相当分散,村庄之间亦呈相互隔绝之态势。面对此种情形,统治者们将司法、宗族及乡绅等方面的力量综合起来加以运用,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优化

探寻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推动其快速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乡制是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乡制处于困境,引发诸多问题。必须改革乡制,构建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本文回顾了自乡制产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理论界对乡制困境及改革途径的认识,同时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和改革思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民俗文化的融入探讨——以广西中越边境民族乡村为考察对象

民族乡村社会的特殊文化背景及现实,使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适当融入其内生的民俗文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民族乡村应巧妙借力节庆民俗活动履行治理职责,升华乡规民约助推治理效能,重塑民俗价值消解治理困境,打造民俗精品服务乡村生活。只有以治理推进民俗文化发展,发展的民俗文化才能以新的姿态推动乡村社会走向善治。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土地等主要的生产资料由农民私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这不仅引起乡村土地关系发生改变,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在整个乡村社会建立新的行政关系和统治权威,以及使新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