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五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呈现,在重绘194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     

1940年代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面对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逐步胜利,费正清认为,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中共胜利的原因在于它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这一时期他对中共的分析对他个人和美国现代中国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认识之所以比较深刻主要在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在华的经验;但是还必须看到,他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共胜利的立足点和归宿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1940年代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

1940年代的俗文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学术自觉品格。这表现为研究队伍的学院化,研究方式的立体化,研究态势的学科化,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分流性,研究与建设的融合性。此一阶段的俗文学研究为中国俗文学学科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

珍珠港事件的爆发 ,使当时的中美关系呈现出新的态势 ,美国为实现其自身战略 ,极力将当时国内基础还相当虚乏的中国推向“四强”之列 ,而蒋介石政府亦企盼通过美国的扶持跻身于大国的台阶 ,实现其独裁构想。由于中美两国政府在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上各有所怀 ,相去甚远 ,因此 ,开罗会议虽把中国抬上“四强”之列 ,但实际上 ,中国的国际地位未能得到根本提高     

1940年代“中原大灾荒”中的民变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灾荒,这场大灾荒引发了河南各处民变的发生,有的地方甚至衍化为武装暴动。灾荒引发的饥馑是各处民变的直接诱因,另一方面政府救助的迟缓乏力、军政当局的腐败不堪等,对民变的发生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民变也是民众与政府及社会关系危机的折射,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民变背后所揭橥的社会问题不容小觑。     

非主体意识与解放区戏剧

解放区戏剧尽管受到很大的争议 ,但它是 2 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挥之不去的真实存在。作为出现在解放区这个特定区域的戏剧现象 ,剧作家们认识世界的非主体意识对他们进行戏剧创作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探究解放区的剧作家们的这种非主体意识 ,阐明这种意识与解放区戏剧的内在关系 ,将有助于我们揭示解放区戏剧的本质     

纠偏与制衡: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觉追求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学成熟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各种诗学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即朝着一切可能融合的方向发展.独创性寓于变化之中,每一种独特的个性都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这种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自己与其他诗学的参照,才能更明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纠偏"与"制衡"便成为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共同主题.纠偏实际上是对本诗歌思潮内部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制衡主要是针对其他诗歌思潮的弊端进行反拨和约束,它往往是以论争的形式出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对内对外的纠偏与制衡,才能促进诗歌文化的融合与繁荣.     

“七联处”与1940年代的教科书发行

1943年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的成立,是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体制的一次重大转变。作为专门从事部编教科书发行的民间机构,七联处的成立不但使战时中小学教科书供应短缺的局面有所缓解,而且也为国民政府党化教育的推行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同时还满足了一批政府要员将中小学教科书发行的巨额利润纳入自己囊中的私欲。七联处发行体制在抗战胜利后所面临的困境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其在1947年的终结与部编教科书版权的开放。     

走向学术化的批评：苏雪林1930年代作家论研究

在中国现代作家论的发展进程中,苏雪林1930年代的作家论以其特有的史识意识、细致周详的理性评析和比较视野中的感性言说等个性化方式,完成了作家论批评体式的基本架构。正是凭借这种虽不完美却独具特色的走向学术化的作家批评实践,苏雪林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作家论发展史上的一席之地。     

抽象的抒情——论三十年代沈从文的“作家论”

沈从文三十年代的“作家论”主要收集在的《沫沫集》中。在其“作家论”中,他坚持以艺术为本位,但不否认文学的社会功能;批评方法上,喜欢采用人格化的方法在作家风格和人格上寻找契合点;坚持以艺术形式的美和人性意义的善为“作家论”的审美评价标准;批评风格上,轻逻辑分析而重直觉感悟,追求形象的抒情的随笔化风格。     

幻美旅者的批评之旅——唐浞1940年代作家论研究

在1940年代以政治批评为主体的作家批评氛围里,执着于探寻艺术之美的唐浞,以“人”为主题兼及现实关怀的批评实践和形象诗化的抒情性言说,实践着自己作家批评的幻关追求。显然,正是用这种深情歌吟自己美学追求的批评文字,唐浞在把握时代与艺术的跳动脉搏中,为1940年代的作家论舞台留下了一位幻美诗人绚烂而璀璨的探索足迹。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恋物特征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在叙事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恋物特征,主要表现在恋物的列举式修辞、物质人化和人的物化修辞策略、物质细节的表意功能与情节推动力。现代市民小说以一种空间化、恋物化特征标志了现代市民新的思维模式的诞生,也标志着现代市民深层价值观的转变。     

论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

在革命意识形态渐趋消退的1980年代,中国文学终于又恢复了对大自然的诗意描绘,生态意识渐露端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成的<树王>等知青题材小说对历史进行反思时,就有意无意地透露了生态书写的信息.而徐刚等人的生态报告文学对现实进行了较为自觉而彻底的生态批判.虽说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人道主义话语制约了作家们对生态问题的全面呈现,但是那些有边疆体验或农村体验的作家们还是慢慢地写出了对大自然的理想追求,生态意识也初露华彩.     

五四现代作家独立意识的生成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现代作家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其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张扬.生命意识的觉醒,使现代作家更加注重个人的情感表达和个性解放,提倡“人的文学”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出现了富有现代生命意识的五四新人形象；理性精神的张扬,使现代作家肩负起启蒙与救国的双重历史使命,追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考察五四现代作家独立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解放区文学的视界里——论丁玲40年代的创作

作家的艺术生命与创作的价值在于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但是在解放区文学里,存在着消泯作家个性的同化力量,使很多作家丧失了个性。而丁玲却坚持了自己一贯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创作原则。本文着重阐释了她此时创作的鲜明个性,分析了形成此种创作个性的原因,并对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评价。     

比较的视阈：1940年代中国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文化精神

1940年代中国浪漫主义诗学呈现出两种文化路向,即“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按照卢梭的浪漫主义美学和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浪漫主义传统之路前进;而“延安诗学”的浪漫主义则更多地承继了高尔基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之精神内核,更加突出了政治功利色彩。这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最大区别是：前一种诗学是一种思潮,是一种哲学,它主要通过主体与个性精神的高扬来反帝反封建并进行思想启蒙。而后一种浪漫主义则是一种创作方法,这种浪漫主义就是对政治概念或政策图解后的一种主观理想与想象的展望和乐观的自信。其情感只能算是感觉论情感。它们都与政治结缘,但在表现时却有着审美的差异与分歧。     

论知识分子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民主运动

随着抗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情绪的消弱,知识界挑战、质疑国民党内战政策与党治模式的民主声浪显露出高涨之势.进言、学潮、建党、办报,在不具备现代法理基础的独裁政权下呼唤民主,是知识分子凭借自身力量与方式掀起的一场悲剧性的努力.     

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恢复思想路线的努力

1957年下半年以来，党的指导思想、认识和行为程度不同地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此，毛泽东提出了要从实际出发想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人的正确思想靠社会实践检验的思想，并身体力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七千人大会上还带头自我批评，为使党的各项事业恢复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作了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使得在文革前十年党虽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这种努力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能顺利全面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     

论左翼启蒙派作家的现实关怀

现实关怀是指作家对自己生存于其中的时代环境与现实环境所作的主观反映,是对社会最迫切、人们最关注的现实问题的个体回应,是作家投身于社会实践的具体表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左翼启蒙派作家选择了不顾及自身生命而挺胸而出、迎风而上的战士姿态.他们作为一群有一定独立色彩的知识者,在民族危亡与不公平的社会格局中,力图通过自己的声音与行动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并努力促进社会以及他们参与其中的革命向着更人道、更完美的方向转化,在民族与家国的危难境遇中表现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     

论9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

9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已走向一种集体性的丰收和成熟。从文学成就和内在结构上看 ,它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 :一、姚雪垠的《李自成》四、五卷为代表的老作家的传统经典的历史小说创作 ;二、凌力、刘斯奋、唐浩明、二月河等中年作家创作的带有明显人文意向与历史还原性质的历史长篇 ;三、苏童、格非、叶兆言、刘震云等年轻作家创作的充满主观化、在思想艺术上颇具先锋性的新历史小说。这三种类型的作品各有自身的功能价值。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前景 ,也许就在他们彼此最大限度的“包容”与“综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