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腐败与在大陆统治的失败

国民党的腐败与在大陆统治的失败方正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自己丧失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机遇。靠美国对它的支持和接收日本约一百万人的物资装备，控制着全国重要城市和交通，垄断全国现代化工业，使得国民党暂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处于优势，蒋介石认为是他力量的“鼎盛时期...     

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主要指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日战争影响极大.它的嬗变与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战略方针的变化以及中国政局的走向密切相关.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经历了建立、调整和扩大三个阶段.本文拟将其嬗变的过程和利弊作一初步探讨.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一期抗日作战”.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的推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立场.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确定的对日战略方针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的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也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争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为了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为了实现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迅速建立了战时体制.     

周小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时期的作用

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直接威胁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逐渐变化.在国际上,除依靠英美等国外,还意图利用苏联牵制日本,派代表去苏联商量建立对日军事同盟问题,同时企图通过苏联的影响力,以达到“溶共”的目的.     

日本金融法律体制在台湾地区的影响

台湾地区的金融法律制度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初步形成鸦抗战胜利后熏国民党政府对日据时期的金融机构进行接收改组,形成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基本架构。国民党迁台后熏日本金融法律体制对台湾地区金融理念与金融实践更是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     

“党国元老”、学界派系与校园政治——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辞职事件述论（1928—1930）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即行查封国立东南大学.同年7月,东南大学经国民党的接收和改组,建成新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在建立之初,即被纳入新的大学院和大学区体制之内.在这一教育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各种政治和学术势力形成纠结胶着的关系,导致中大的发展举步维艰.中央大学第一任校长张乃燕在任期内地位相当不稳固,几次的辞职事件都在校内引发风波.张乃燕的上下与当时国民党的“党国元老”与学界派系有着紧密的关联,也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年“元老政治”对教育行政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九三○年“左联”成立前后史料散记——为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而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左联”在党的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它配合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以鲁迅为首的一大批革命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斗争中,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上海是最早成立“左联”的基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自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后,同年九月十八日在北平也成立了北方“左联”,以后天津、保定、唐山、太原、济南、武汉、安徽以及日本的东京,也都建立了“左联”的组织,有的称分盟,有的称支部或小组。     

从一个地货市埸看商业资本家的剥削

在旧上海西藏路桥北蜆,有一个地货市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四○年用暴力建立起来的,当时称为“中央市场”。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接收,改名为“农产市场”,也就是现在上海市蔬菜公司北市經营部的前身。开始建场时有四十二戶商行,后来发展到一百四十五户,到解放前夕,还有一百二十八户。这里想通过这个地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看商业資本家是怎样剝削劳动人民的。蔬菜地货批发市场,是一种封建牙行性     

从东北行营到东北剿总

1945年 ,抗战取得胜利后 ,国民党开始着手争夺胜利果实。由国民党政学系头面人物熊式辉掌握的中央设计局“东北复员设计委员会”已经制定了收复东北的全部方案。经张群、吴铁城等人的游说 ,蒋介石已经内定熊式辉为接收东北的最高人选。1945年 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 3 1日 ,公布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的《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 :“一、国民政府为便于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 ,特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 ,综理一切。二、行营设主任一人 ,其编制另定之。三、行营内特…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政策，实现了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该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中共的‘通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国民党由‘剿共’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政策重大转折的开端。”①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过程中，…     

论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执行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执行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形势提出来的。一是给日本军的物力、人力以严重消耗；二是为开辟敌后战场减轻压力．为国民党争取到必要的“时间”。当时制定执行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成功的。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爱国救亡运动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野心,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日本略侵军面前,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投降的不抵抗政策,仅三个多月的时间,东北三省就全部沦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则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加紧“剿共”,加强法西斯恐怖统治。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

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播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种子,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因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主持起草了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纪律,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受其影响,中共三大留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由于国民党反对被改造、部分党内同志以及一些国际代表对“二次革命论”的批评,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不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策略,1925年五卅运动后,陈独秀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导致“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反对派以及陈独秀本人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以及部分中国同志为共产国际政策进行了辩护；在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时,回避了其错误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试论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一贯坚持的反动政策。在这个政策指导下,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东北事变时,他正坐在兵舰上前往南昌坐镇指挥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对日本侵略者完全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命令东北军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结果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放,撤到山海关以内,日本侵略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三省。不久,蒋介石又把东北军调到南方参加“剿共”。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国民党     

挽救颓象的努力：战后国民政府鲁豫区清查团在青岛的清查接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青岛的接收腐败被称为“全国之冠”，鲁豫区清查团将其列为清查重点。清查工作在青市舆论充分呼应的情况下展开，清查团抱定了“抛弃一切情面”的决心，市民亦积极响应，递交了大量告密函。但清查团惩治贪腐的成绩却与舆论期待相差甚远。青岛地方政治势力的派系斗争和利权冲突异常激烈，不少政客甚至将清查视为打击异己的工具，这都深度干扰了清查工作，背景雄厚的接收“大老虎”却未见落网。清查接收是国民政府在战后整顿社会秩序、挽救民心的重要举措，该工作确对促进地方经济秩序的恢复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清查团查处贪腐不力深刻影响了内战期间民心的走向。     

晋绥边区的精兵简政

晋绥边区的精兵简政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当时,晋绥边区正处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将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倾其全力回师华北,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区,加紧实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游击区则实行所谓“蚕食”政策.对我根据地则进行频繁的“扫荡”.敌寇还往往集中优势兵力深入我根据地腹地,捕捉我八路军主力,袭击我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因此,我各级党政机关需要经常转移,时时     

爱国主义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精神动力

<正> 一、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建立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本前提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结束为期10年的敌对状态,分干戈为玉帛,合作抗日,从而促成了以国共两党为核心,联合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民和海外同胞参加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成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前提。国共两党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再次携起手来的。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居次要地位。客观形势要求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外敌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但当时掌握着全国政权、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民党仍将“捷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作为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准则。蒋介石认为,“倭寇深入”只是“皮肤小病”,“赤匪猖獗”,方为“心腹之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对日处处妥协,对内全力“剿共”。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各种方式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误国政策。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和国民党当局内外政策的变化,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精兵简政”的实施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反攻,在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后来,这个政策的实施又与全党的整风结合起来,使我党和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变得更加扎实”,“越发有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正> 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看法有分歧。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的评价,也关系到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必须弄清。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但并未立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九一八”事变后仅百余天,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我国东北。此举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第一步,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打击。面对日寇侵略,中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营垒也发生了分化。这都表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了,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但是,中日民族矛盾并未因日本占领东北三省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主要是因为:     

论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的关系

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的三部曲,毛泽东等称之为“鼎足而三”。本文拟对这三次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一初步探讨。 国民党营垒破裂的开端──福建事变“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福建事变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它代表着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首先进行抗日反蒋的双重斗争尝试。它成为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削弱了蒋的制约抗日机制,打开了国民党营垒的缺     

论“逼蒋抗日”局面的形成

50年前中华民族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以中华民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曾经历了长达10年的内战,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急欲“剿灭”。在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