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信息公开行为的可诉性

司法公开是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现有司法公开理论研究大都指向法院应该做什么,却忽略了与司法公开利益相关的当事人有权做什么,弱化当事人的司法公开救济权是权力意识主导的司法公开改革所必然带来的结果。司法公开改革应还原其权利属性,将诉讼视角引入其中,确立司法信息公开行为具有可诉讼性,赋予当事人司法救济权,否则改革难取得进展。对于司法信息公开诉讼的类型,可将其纳入行政诉讼范畴。     

舆论监督司法的利弊分析及完善路径

舆论监督司法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一方面有其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消极影响,而这一张力在司法制度尚不健全却业已进入新媒体时代的中国而言,尤为明显。分析近两年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于欢案"和"昆山龙哥案"发现,舆论监督既呈现出提高司法运作效率,推动个案进展、促进司法公开和公正,纠正司法不公、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当事人的身心伤害、引发司法反思,推进法治进步等积极作用,又存在着舆论监督过界,干涉司法审判、舆论监督的"情感宣泄"挑战司法活动的"理性认知"等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从舆论监督的限度、司法实践的过程以及公众理念的引导这三个维度着手,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探寻舆论监督司法的可行路径。     

公诉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公诉人既要面向法庭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又要逆向审查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这一双重性的法律监督职责决定了公诉人在审查案件时,应当以超然中立者的地位洞察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缜密厘清侦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查明侦查证据的取得方式、取得程序是否合乎法律规定,以及现有证据是否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然而,透过“景案”可以发现,这一职能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异化,这种异化使得公诉人的支持公诉行为与法律规定之间发生了直接冲突.透过“景案”亦可以探知,审查起诉程序要发挥其预期作用,需要公诉人回归依法、审慎、认真审查案件的角色,同时以中立者的超然心态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申报》与杨乃武案:近代审判公开理念启蒙的表达

在《申报》创刊前,国内报刊发展萎靡,缺乏将审判公开理念广为传播的渠道。"杨乃武案"与《申报》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杨乃武借助《申报》洗冤,《申报》则借助"杨乃武案"提高销量。然从司法制度角度看,《申报》在"杨乃武案"的最大成就是首次全面提出近代史上的"审判公开",正是《申报》办报人的特殊身份、办报地点的特殊位置、言论自由的特殊背景、良好销量的助推,使得《申报》将西方"审判公开"的司法理念首次全面引进,包括对庭审不公开与阻止公众力量参与的批评,也包括对审判公开的呼吁与公众参与司法的渴望。     

法院调解优先之忧思

法院调解优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深入司法领域的产物,是把调解定性为法院参与和谐社会建构之重要方式和主要形式的结果.调解优先并不能促进案结事了,调解案件执行“双高”现象普遍存在就是明证.调解优先既侵犯了当事人宪法上的诉讼权,又干扰了法官的司法裁判权,此种对当事人权利和法官权力同时予以否定的司法政策理应废弃.对调解业绩突出的法官给予各种奖励只会进一步强化法院已然存在的行政化倾向,其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司法与政治理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司法参与和谐社会建构之正道是依法审判而非调解优先.     

传统中国司法裁判中的情理——以“安崇绪之狱”为例

情理是影响传统中国司法审断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传统中国司法性质及其价值追求的关键,情理案代表“安崇绪之狱”是探讨传统中国司法运行形态和实质的重要素材。安崇绪有讼继母的事实,由此判断应入于“不孝”处以绞刑,但讼继母背后存在着孝养亲母等情理可矜事由。身份要素成为案件证成过程的关键,情理因素则决定了裁判进路从“执法据律”到“以情屈法”的转变。案件揭示了司法官员在面对礼法冲突时处理案件所应遵循的法理,展现了情理在传统司法中适用的可行性,反映了传统中国司法的特质及其多重面向。传统中国司法审断既非“卡迪司法”,亦非“依法裁判”,它具有独特的审断模式与价值追求。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认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会越来越频繁,交易当事人之间因为签订合同、履行合同而引发的经济纠纷越来越多,司法机关受理的合同诈骗案件也大幅度上升。这就给司法部门提出了一个问题:交易的一方当事人如果采取部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是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现行法律对此规定的不是很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定性存在很大的分歧,以致造成对同一案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往往会做出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显然这样不能很好地维护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文主要从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概念、特征、联系、区别以及司法实践中对二者的认定等方面,对合同诈骗和合同欺诈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以便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SPECIAL ISSU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China＇s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riminal Justice

腐败案件的高发案率是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特点。为了适应治理腐败犯罪的需要,中国刑事司法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侦查体制、办案原则,并且注重依靠群众查办腐败案件,注重打击重点的随时调整。中国刑事司法注重提高腐败案件的侦查能力和加强反腐败刑事司法的规范化建设等,这是中国反腐败策略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同时,中国在反腐败刑事程序如何与国际公约对接等方面面临着一些挑战,这也指引着中国刑事司法改进的方向。     

"判后答疑"的优势及其规范化探索

判后答疑是基于实践需求而生发的一项改革探索,其在止纷息诉、深化审判公开原则、节省司法资源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学界对其合理性存在质疑声音,各地法院关于判后答疑的做法各异,影响了法制统一与对当事人的平等保护。解决判后答疑规范化问题,应当首先在理论上为其正名,然后从答疑案件范围、适用对象、答疑主体、有权要求答疑的主体、答疑的方式、答疑的期间、答疑后的处理等方面进行具体规范。     

关于完善我国司法公开制度的思考——从利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视角论之

司法公开具有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能力、树立司法权威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程序保障。虽然公开透明一直是我国司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我国目前司法公开的状况与现代法治精神、公平公正司法理念和矛盾纠纷及时有效化解的实际需要等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尽快建立符合上述要求的司法公开制度体系,是当前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就此,应把握的总体原则是:一方面要坚持全面扩张,不断扩大司法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另一方面也要坚持适度限制,实现扩张与限制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