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视角与防控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前我国社会普遍关心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近年来,学术界从社会学、法学视角探寻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观点不少,但以心理视角来看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却不多.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心理分析,对促进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和防范,建构科学有效的青少年犯罪预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新世纪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犯罪学界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应该成为我国新世纪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采取三个方面的预防措施(1)构建市场经济秩序中的良性社会意识,使未成年人能在良性的社会意识环境中健康成长;(2)抑制犯罪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实现社会文化的整合,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3)加强和深化社区教育,充分发挥社区帮教的预防控制功能.     

学校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社会控制理论是当代犯罪社会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工具,其为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重要贡献.该理论在结合我国转型社会的现实国情基础上可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提供一种路径.文章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以学校为出发点,就如何防范未成年人犯罪提出了一些设想.     

未成年人犯罪的内部动因与外在影响研究

经央视与有关部门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它给未成年人自身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探寻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源,对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培养合格的一代新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

未成年人犯罪与预防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类型多样,因此,如何有效地控制和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不可掉以轻心的社会问题。本文就对青少年犯罪应采取哪些预防措施进行探讨。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     

新疆籍未成年人在内地的违法犯罪问题研究

新疆籍未成年人在内地违法犯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犯罪的未成年人员主要来自贫困的南疆地区,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偏小。犯罪以扒窃偷盗为主,以团伙化共同作案为主,呈现出智能化、现代化等特点。导致新疆未成年人内地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社会、宗教、学校、家庭等多方面的原因。预防和治理新疆未成年人在内地的违法犯罪应加强新疆与内地有关部门的联系,齐抓共管,加强登记管理,多方治理,坚决遏制其违法犯罪的上升势头。这对维护内地社会治安的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包头市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认真剖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分析其中的原因,提出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对策,对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社会转型期的未成年人犯罪与防控

社会转型期未成人犯罪的增长,是由于社会的急剧变迁和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变化所导致的。为了能比较准确地分析其原因,我们对部分大学在校生和江苏省少年犯管教所的200名少年犯的成长环境进行了调查、比较,通过分析我们深深感到预防与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既要净化环境以减少未成年人社会化缺陷的形成,又要营造健康向上社会环境,这是避免未成年人形成犯罪心理并控制其外化为犯罪行为的重中之重。     

我国未成年人家庭法制教育探析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法制教育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问题。因此,应该加强家庭法制教育的理论研究,构建家庭法制教育的大环境、增强家长法制教育观念、改革家庭法制教育方法、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对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原因及对策思考

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作为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如何有效预防和减少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遏制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上升,是城市管理中亟待破解的难题。通过对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群体与本地青少年犯罪群体的比较分析可知: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家庭与学校教育的缺位、流入地城市社会管理的滞后等因素,是导致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主要原因。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入手,打破城乡户籍制度的樊篱,着力完善外来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体系,消除青少年犯罪的成因,能够实现从源头上预防与减少城市流动青少年犯罪。     

学校应承担起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责任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一个日益突出的全球性社会问题,有人将未成年人犯罪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列为"三大公害",它不仅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而且直接影响到一代人的成长,所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已刻不容缓.     

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功能实现的阻碍

与犯罪斗争是社会治理永恒的话题,过往有关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修改的争论集中在犯罪趋势、责任年龄与责任能力关系、刑罚适用性三个方面,透露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存在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未成年人利益保护、刑罚功能定位三个方面的阻碍,使其难以很好发挥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功能。对此需要明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原则,探索建立未成年人个体评价机制,并对未成年人刑罚重新定位,构建未成年人刑罚制度。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举全社会之力,既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重要作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净化社会环境,又要发挥司法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独特功能,转变司法观念,改革司法制度,完善司法体制,建立和健全司法队伍和未成年人法院,落实对罪错未成人的权利保障,减少、杜绝司法不当和司法不公.     

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标准是否降低的反思

我国《刑法》规定14～16周岁的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14周岁以下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刚性规定.但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益突出的背景之下,是否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以更好地运用刑罚手段规制未成年人犯罪成为热议问题.但仅依赖刑法手段不能有效抑制此类犯罪现象,无异于"饮鸩止渴".刑罚正当化根据、社会责任以及刑法稳定性这三个角度表明当前我国不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在刑法规制手段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应该更多地依赖社会治理手段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防控.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现状、特点及对策--中部A省未成年犯调查

多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大面积的统计调查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禁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致使社会及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全面整体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印象,本次调查在得到相关部门允许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统计数据为学术界及社会提供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总体印象。文章首先描述了未成年人犯罪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的特征,并与相应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对照;描述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况及其在社会犯罪中的各项比例,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未成年犯罪者的生活环境,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具体措施。     

犯罪标签理论在我国刑事法视野的价值体现

犯罪标签理论是犯罪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最早于1938年由Frank Tannenbaum在其著作《犯罪与社区》中提出①.虽然标签理论是舶来品,但其对犯罪的相对性认识以及对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作用的解释,使之成为考察犯罪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对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目前,标签理论为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同时,标签理论所倡导的对策建议对于相关制度的进一步构建与完善也颇有启示.     

未成年人性犯罪的特点、成因与对策

研究未成年人性犯罪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分析了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诱因"黄色"化等五个方面未成年人性犯罪的主要特点,剖析了性道德文化、性教育和立法上的缺陷等三个方面导致未成年人性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未成年人性犯罪问题的若干对象.     

“八五”期间甘肃未成年人犯罪情况调查、原因分析及“九五”预测、防治对策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一个关系民族兴衰、国家前途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当今的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一个困扰人类社会的公害之一,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热点。“八五”期间,党和国家虽十分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但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青少年犯罪仍居高不下,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最近,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就“八五”期间甘肃未成年人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就其原因进行了一些分析,同时,笔者还对“九五”期间甘肃未成年人犯罪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进行了分析预测并提出了一些防治对策。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一种整合性教育预防体系的建构理路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现阶段的突出社会问题,其社会深层根源在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引起的未成年人的群体性失范。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出现的偏差是诱发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犯罪的重要因素。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特点,整合性应当成为整个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预防体系建构的基点,形成以教育性预防为核心,保护性体系、惩罚性体系等其他措施为辅助的一体性预防思路。在中国,建构整合性的教育预防体系应当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展开,使三者有机结合,真正发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屏障作用。     

放宽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条件之浅析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势也日趋严峻。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更充分地体现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 ,应适当放宽和完善对缓刑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