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起源诸说辩析

商族起源是殷商史研究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自司马迁以来大约有过西方说(分商洛说与杜亳说)、晋南说、东方说(南亳说与北亳说)、河北说(含漳河说)、辽西说(幽燕说)5种大相径庭的观点。本文对每一观点进行辩析。 商族源于西方是最古老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六国表序》中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不过司马迁只说汤来自西方而没有说清西方何处。东汉郑玄注曰:“商国在太华之阳。”西晋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但是许慎《说文解字》却认为亳在“京兆杜陵”,徐广也持同样见解,清代学者俞正燮更力主此说。因此,在西方说中实质包含了商洛说与杜亳说两种观点。     

商族起源考

商族在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之前,不断迁徙,游移不定,是一个常常迁徙的民族。由于史籍记载不详,加上后世地名变化很大,商族起源于何地一直为难解之谜。千百年来,专家学者们作了大量的考证,得出了商族起源于东方说、西方说、北方辽河流域说、燕山地区说、山西说等各种各样的结论。结合文献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商族起源于东方说最为合理。商族最早的族居地在今豫东、鲁西南地区,后来一度迁到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不久又迁回豫东、鲁西南地区。在商汤灭夏前,商族以今天的曹县一带为中心,积聚力量,终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     

“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

“景亳之会”是商汤灭夏前与东方叛夏之国所进行的一次军事盟会，参加者有有施氏、有仍、有缗、有莘等，地点当在今山东曹县西北的梁圮固堆遗址。考古学上的下七垣文化曾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南下，说明商族在夏代晚期曾有南下扩张活动。岳石文化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末的时候向西推进，则反映了夏王朝在夏末对东方部族战争的失利。“景亳之会”形成了以商汤为首的灭夏联军，他们的行动路线，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南关外期”一类在郑州的遗存。二里头三、四期之间的剧烈变化，尸乡沟商城在二里头四期的出现，应是夏、商两个王朝政权更迭的直接表现。     

商汤“还亳”考辨

传统的商汤胜夏后“还亳”之亳为“南亳”或“北亳”的观点，考之文献和当时的实际情况，难以立脚。“南亳”和“北亳”说在考古上得不到佐证。汤“还亳”之亳应该是郑州商城，这种说法，对应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研究成果，也与成汤灭夏的历史状况符合。     

商族的起源与商文化的形成

商族的起源与商文化的形成张国硕商族的起源问题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司马迁至今，两千年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总括诸家之言，概有陕西说￣①、东方说￣②、河北说￣③、东北说￣④和晋南说￣⑤等五大类。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分歧，一是文献记载较少且含糊不清，二...     

谈商族起源晋南──兼评陈昌远先生的晋南说

商族的起源是殷商史研究的重要的课题,本文对《历史研究》发表的《商族起源地望发微──兼论山西垣曲商城发现的意义》一文提出商榷意见,在肯定商族起源晋南说的基础上,指出了陈文的一些问题,论证了商族起源晋南说的提出和体系,否定了垣曲商城为商汤始居之毫的论断。     

豫北是商族早期活动的历史舞台

关于商族的起源和商族早期活动的历史(这是史学界一直非常关注的两个问题,也是商史研究上的两个重大课题,而这两个课题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商族究竟起源于什么地方?史学界诸家向有争议,有北方说,山东说,关中说等等;对于商族早期活动的地区,史学界同样也存在着不少歧说。在此,本文重点拟就后一课题做如下探讨。     

一部深入研究殷商早期历史的力作——读《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教授的新著《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2007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1998年度青年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但据我所知,彦民从事商族起源与迁徙研究的初始时间,远远早于1998年。因此可以说,此书正是所谓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精心之作。     

孔子、子夏与早期经学说略

历来论及中国古代的经学起源,必述及孔子而往往忽略子夏。《礼记·乐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然则无述者,作者焉明?如能将孔子与子(?)共同研究,则对经学起源问题的认识,会更深入。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回归宁静──中国古代文人追求宁静的心路历程

本世纪初，李大钊先生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静的文化。他说：“吾人于东西之文明，发见一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文明与生活，盖相为因果者，惟其有动的文明，所以有动的生活；惟其有静的生活，所以有静的文明。故东方之生活为静的生活，西方之生活为动的生活。”①这里所说的“东方文明”实即指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本文将讨论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在独特的社会氛围中所培养起来的“静”的生活情趣及走向宁静的心路历程。　　　　　　　　…     

商先与东夷的关系

商族与东夷关系极为密切，其本身就是东夷族的一支，与传说中的东夷的一些部落有近亲关系，故其主要同盟力量在东方。只是到了夏代，商部族的华夏化程度日深，其与“九夷”发生差别。夏王朝对东夷失控的同时，商王朝得以兴起。商由东向西灭夏后，东夷也逐渐西迁，以后又回迁东方。     

商族图腾崇拜及相关问题

把“玄鸟生商”作为商族起源说是东周人的假说讹传 ,仅是一种神话传说。甲骨文中的亥的“亥”字上有鸟之形 ,也不代表商族与鸟有关系。卜辞的“商”字反映出了商人对“辛”的重视 ,是商人图腾形象升华为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符号的体现。而殷墟青铜器中最为多见的饕餮纹饰显然是商人图腾崇拜的象征 ,而这种纹饰就是中华民族共同的龙图腾。     

论“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之亳都即偃师商城——兼与《论“郑亳”之失名与“西亳”之得名》一文商讨

“郑亳”说所依据的文献《左传·襄公十一年》中的“亳城”乃“京城”之误,陶文上的“亳”为“亳社”之亳,故其并无坚实之基础;郑州商城并非“最有资格”作为早商都城。偃师商城从建城时间要比郑州商城早,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资料也说明成汤的“亳都”是在“下洛之阳”的偃师商城,“桐宫”只是汤墓旁守陵和祭祀的建筑。     

略谈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北方战胜南方,尤其是北方的西北地区更是历史的重心。例如,周之兴,起于关中;秦据雍州,统一六国;刘邦据有关中,方能灭楚;三国鼎立,魏、蜀争夺西北;隋唐统一,兴于西北;明清战略,重在西北。李自成失去西北,走向破败。甚至有人说,太平天国,失策在于未进西北。这一现象是偶然的呢?还是带有必然性呢?我认为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什么天意。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     

柔然君名“可汗”考

柔然人称君曰:“可汗”。如匈奴称其君主曰“单于”;吐蕃的“赞普”,中原各汉族王廷的“皇帝”。古今研究此名号者,或谓为柔然人的外来语,或说柔然族是鲜卑与通古斯的杂种,故曰:“可汗”名号是蒙古语或通古斯语所出。仍持此论者也非确定语,似可再议。柔然人在古代东方创建“可汗制”,在古代东方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上有过重大的影响和贡献。它的君称“可汗”名号,首先肯定是其本民族的土著语言所拟定的名号。因此,为了研究可汗名号,必得探索柔然的民族起源与它有关的诸族的先世问题。柔然族源问题,古者所论,有的说是匈奴后裔,或说是鲜卑庶枝。从民族像貌、官职诸方面考订,柔然非匈奴族类,族源问题备专论。鲜卑于战国以来,被称为“东胡”,     

《尚书·立政》“三亳阪尹”解

《尚书·立政》篇中的“三亳阪尹”古来歧说纷呈。实际上，指的是周初在商旧都“三亳”和阪地所设立的尹长，即“三亳尹”和“阪尹”。三亳尹乃周人为了统治和管理原来商都的民众所设立的官职；阪尹是周初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官职，是周公迁殷民于洛邑附近的阪泽之地后，为了便于管理而特设的政长。     

精英主义话语的出现及其对"西方"的想象

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通过对西方“殖民话语”的分析 ,揭示了殖民霸权 (政治 )与知识生产 (文化 )之间的相互巩固的关系。它再次证明福科的一种观点 :某种貌似客观、自明的知识 ,实则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民族认同策略”是西方帝国主义进入全球化的标志 ,它具有一种双刃剑的性质 ,它既有西方利用“他者”来确证自身 ,将东西方民族差异绝对化 ,为西方的殖民扩张、文化渗透提供合理性论证的一面 ;同时又成为东方反抗西方政治、文化霸权的理论武器 ,刺激、唤醒了东方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 ,推动了东方民族走向独立、自强的现代化之…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