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使用视野下“私人复制”著作权问题研究

复制是使用作品的最常见方式,个人使用最突出的问题则体现在私人复制方面。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权限制最有代表性的制度,其典型地体现了著作权法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利益与促进知识与信息广泛传播的双重目的。私人复制在现有各国著作权立法中少有单独的规定,它一般存于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范围之内,但它并非完全等同于合理使用,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研究其关系及私人复制纳入合理使用的条件是有益的,其重点在于把握复制行为目的(非商业性),最终需要纳入合理使用"三步检验法"评判。     

对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探讨

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权利的限制"是指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也不支付报酬而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西方国家的著作权理论称之为"合理使用",其实质是对已经构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出于社会的需要,法律规定其为"合理".我国的著作权法因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这种"权利的限制"比伯尔尼公约和Trips的相应规定有明显的差距,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这样的差距自然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合理使用必须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过份地限制个人的私权,不利于体现国际公认的"必须符合公平的惯例",势必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为使中国著作权法名符其实地成为公民个人的财产保护法,合理使用规则必须进行修改.     

论"模仿讽刺"作品的法律性质及合理使用原则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对"模仿讽刺"作品及其引发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作为一种创作形式,以"模仿讽刺"手段创作的作品如果符合独创性和能以有形形式复制这两个条件,就应被列入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范围,并适用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原则.要明晰这一问题,需修改完善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关于作品和合理使用原则的规定,以更好地解决著作权法领域内产生的新问题,达到著作权各主体利益的平衡.     

高新技术对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冲击--关于复印版税和录制版税的思考和对策

著作权制度诞生之初,复制权便被认为是著作权人的核心权利.由于复制行为的隐匿性,使得著作权更易受损害,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如静电复印技术、录音录像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出现及发展大大加剧了复制行为的隐匿性.著作权法所构建的权利及其限制(合理使用制度)的格局出现了偏离,于是欧美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对合理使用制度的限制--即复印版税和录制版税.以求著作权人和使用者之间利益的分配和再平衡.这对于已经加入WTO,技术相对发达的中国来说无疑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刑民交叉视阈下“复制发行型”著作权犯罪的实证研究——以128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发行”的解释长期与《著作权法》和《刑法》其他条文存在冲突与争议。选取128份“复制发行型”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判决书,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发行”行为存在必然选择性、现有司法解释事实上导致了罪名的混同、侵犯著作权罪中罪刑失衡问题严重。在刑民交叉视阈下对侵犯著作权罪进行检视,应肯定《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与《著作权法》在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上的协调,并应加强《刑法》中“复制发行”内涵与《著作权法》衔接,细化侵犯著作权罪的量刑标准,以规范侵犯著作权罪的适用,形成更完善的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     

从立法视野看我国跨载体复制的司法保护

跨载体复制系复制的特殊形态,原《著作权法》排除了对跨载体复制的司法保护,这有其特定时期的特殊原由。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著作权保护水平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著作权法》(修正)却依然未对著作权人的跨载体复制权予以明文规定,这不仅不符合国际著作权司法保护的发展趋势,同时带来一系列实践中的问题。为促进我国著作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切实保护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应当分阶段从立法上予以补充和完善,将跨载体复制权纳入司法保护体系。     

论数字环境下图书馆应读者请求复制行为的规范

图书馆应读者请求的复制行为原本就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数字环境下的自助服务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但目前这种复制行为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却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借鉴域外的立法经验,探索对数字环境下图书馆应读者请求复制行为的合理规范,对于完善我国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发挥图书馆传播文化、传承文明、启迪智慧的功能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从立法视野看我国跨载体复制的司法保护

跨载体复制系复制的特殊形态，原《著作权法》排除了对跨载体复制的司法保护，这有其特定时期的特殊原由。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著作权保护水平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著作权法》（修正）却依然未对著作权人的跨载体复制权予以明文规定，这不仅不符合国际著作权司法保护的发展趋势，同时带来一系列实践中的问题。为促进我国著作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切实保护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应当分阶段从立法上予以补充和完善，将跨载体复制权纳入司法保护体系。     

学术期刊著作权使用与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在著作权法领域中,学术期刊著作权的使用与保护制度是各国著作权法的通行制度,但也是著作权实务与理论研究中一个最易引起争议的规则,我国著作权法虽对此有所规定,但相关论述并不多见,总体来看,在经历了2001年和2010年的两次修正后,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使得过去旧法中存在的不利于作者著作权保护的一些内容得到了修改或废除,整体制度设计进步明显,新法也更接近于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可操作性大大增强。但是,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在学术期刊著作权保护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如:作品禁用声明约束力差使得学术期刊著作权保护无法落实、允许转载摘编的期刊作品范围过于宽泛、对学术期刊著作权采取双重保护的标准等。针对这种情况,学术期刊著作权的使用与保护具体应做到:一是通过普及宣传不断增进公众的著作权尊重和保护意识;二是完善立法提升对于学术期刊著作权的保护水平;三是学术期刊社要善于运用合同武器明权定责化解纷争;四是要充分发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能作用;五是国家应进一步加大涉及著作权问题的执法力度。因此,加大对学术期刊著作权使用与保护的法律力度,不仅在著作权法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促进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保证学术成果规范化传播等方面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学术期刊著作权使用与保护认识上存在的两个误区

学术期刊著作权的使用与保护制度是各国著作权法的通行制度,也是著作权实务与理论研究中一个最易引起争议而又难以为人理解的规则。如何界定学术期刊著作权使用与保护始终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课题。学术期刊著作权使用与保护认识上主要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否认学术期刊整体的著作权,即否认学术期刊社对汇编的单篇学术文稿出版后,享有的学术期刊整体上的对外使用权,包括作品的人身权、财产权及版式专有设计权;二是否认学术期刊局部的著作权,即否认学术期刊社对汇编的单篇学术文稿出版后,作者对自己已出版的作品仍享有是否同意学术期刊社进行延续性使用的各项著作权权力。譬如将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权授予数字技术传播媒体使用时,就没有必要再征求原创作品作者的同意,获得原创作品作者的事先许可使用了。因此,正确认识学术期刊著作权的使用与保护,不仅在著作权法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激励人们的创作热情、促进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保证学术成果及时准确地交流,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等方面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学术期刊著作权使用与保护的水平和效率。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