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一个公共财政的分析范式

义务教育事关国民生存和发展,基于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及其外溢性,国家理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公正的基础上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当前我国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尚未真正建立;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背后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地方各层级之间的复杂利益博弈;财政转移支付缺位,义务教育财政责任倒置;以地方政府为投入主体的格局而导致的地区和城乡的不平等.只有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才是解决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径.     

瑞典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责任的特点及其启示

在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扩面的背景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的发展与改革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政府财政责任在瑞典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3个阶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呈现出由全民共享的普惠制向低收入和无收入群体倾斜,基于不同支柱与不同层级的差异化政府财政责任,随着经济、人口因素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推动养老保险的地方化等特征。基于瑞典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责任的发展与演变的经验,中国应立足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适时适度调整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责任;逐步建立由基本养老金全民普遍享有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财政支持制度;构建养老保险制度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责任调整的动态平衡机制。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模式——来自国际的经验

现阶段中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经较为成熟,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保障模式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解决建设和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责任和标准、政府责任划分方式、财政投入方式、筹资方式及财政保障评估等五个方面出发,通过借鉴美国、日本和瑞典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中的经验,为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政策建议。     

试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政府责任问题

从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不同视角,探求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财政、管理、中介服务等多方面承担责任的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共同决定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财政责任;市场失灵理论、帕累托最优理论是政府干预调节民办高等教育市场,但同时又不能过度干预控制的理论依据;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急需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中介服务问题上发挥核心作用。     

激励政府：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制度经济学是研究现代政府理论的一个有力工具。制度经济学是认为:人性的假设是激励政府的起点;公民与政府之间和政府机构与官员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或理论,存在着激励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的必要性;而产权理论中的使用权、用益权、决策权、让渡权分析,则启示着政府对公共权力拥有“准产权”,存在着激励政府的途径:明确政府与市场界限、尊重私人产权,实现政区间的竞争,实行绩效评估,防治“败德”行为。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关注的是为何要实行财政分权,如何分配众多的财政职能.而现代的财政分权理论则侧重研究财政分权的制度设计,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对政府行为的正向激励作用.我国的财政体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划分和行使还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应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财政分权制度,清楚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建立科学、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效率和效益,促进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论西方警务改革的后现代性特征

西方警务改革的后现代性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开放性、解构性、社会化等。社区警务的概念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复苏，其优势在于激活共同保护社区的集体责任，并增强邻里之间的互动和改善警民之间的隔阂。同时，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影响着警务模式的改革，政府机构规模追求小型化和灵活性，通过下放决策权与财政支配权来增强基层单位的权责一体化；将社会市场方法引入执法机构，借以增进警务效率；逐渐剥离警察的边缘职能，让渡给社会或其他组织来承担。这意味着原先被政府垄断的警察权开始由社会进行分享。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日德经验与借鉴

日本和德国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上形成了各自的模式,两种模式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把农村公共物品资金支持作为政府的责任,且以法律作保证,非常重视农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决策权。不同之处在于财政体制上,日本是高度集权而德国则是分权,两种模式所积累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析

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被纳入公共财政体制,由过去农民承担的制度外供给变为制度内供给,全国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逐步增加。但依旧存在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很大的冲击,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基层政府更是难上加难,由此导致了基层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能力的萎缩,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突出。第二,自上而下的农村供给决策机制尚未改变,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尚未建立,多层级政府决策程序链过长与满足农民多元化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第三,多层政府自身的负担与农村农民农业需要的公共服务争夺资源的矛盾没有解决。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状况、供给状况分析为基础,针对农村供需之间的具体矛盾,结合中国具体的行政管理体制及财政管理体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建议。     

论农村供给侧改革的财政法保障

财政政策是农村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财政法则是农村供给侧改革的根本保障。在我国的视域下,财政法制之现状与农村供给侧改革对财政法的需求之间存在许多不相适应之处,表现为地方财力不足,财政支农支出意愿不足以及财政支农支出不透明且缺乏民主参与等问题。为推进农村供给侧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财政法制予以完善:在立法理念上,应该树立财政支农支出优先的公共财政理念。在具体制度上,应该科学划分政府间财政支农支出责任,通过转移支付机制的科学设置适度增加地政府的财力,同时构建以参与式预算和财政公开制度为核心的财政支农支出之民主决策与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