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在大型字典编纂中的价值

<汉语大字典>是迄今为止编纂质量最高的一部字典,但也存在义项漏失、首见例时间偏晚、例证或阙等不足.用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可补充<汉语大字典>"懎"字条所失收的"恐惧"意、"觚"字条所失收的"枝条"意;提前嚊、(攀)、謄、(腎)、(鷭)、扂、(夕肉)7字的首见例时间;增补(撬、(愶)、瞟、膸、(哮)、胞、瘾胗7字条的例证.     

谈汉魏六朝译经语料引用时的几个问题

汉魏六朝是汉语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翻译佛经作为此时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语料之一,已越来越多地被学界引用和研究。在引用和研究汉魏六朝译经语料时,学界多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为版本依据。具体考察目前有关研究成果,发现在上述译经语料引用中存在轻信题署、忽略版本异文、轻信不当断句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或轻或重地影响了研究结论。     

试论魏晋南北朝子书撰作风貌的阶段差异

魏晋南北朝是春秋战国以后子书撰作又一次极为活跃的时期,本时期近400年的历程中各个具体时段的子书著述,在内容上不免要或多或少地表现所处年代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像或特色,以及创作主体身份乃至文风方面的差异。大体而言,建安三国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多为军政实务之臣,作品多涉及政略治术,以及社会风气的批评和重建的主张,在思想上往往兼融博取,以有效为原则,文风朴实明畅。两晋南北朝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则多为文人,作品对社会现实治乱兴衰问题的关注逊于前代,流露的老庄思想及道教、佛教思想则渐趋浓重,许多作品博录名物、轶事、琐语,形似杂钞、笔记、类书,追求文采的风气日益高涨,先后涌现葛洪、萧绎等倡导情采缤纷之华美文风、并在撰作中大力实践的作家,子书的文采化达到顶峰。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区域经学的时代差异与地域分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发育存在时代差异与地域分异现象。就河北地区而言,总体积极上升、间有波动升降为经学演变的一般规律。具体到形成原因,则至为复杂。然大概言之,河北经学在魏晋时期的上升态势主要归因于自然环境的演变、经济基础的发育和文化传统的流衍,在北朝时期的经学鼎盛局面则主要受制于政治形势的波动。     

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宁绍地区的农田水利

本文论述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宁绍地区以鉴湖、西兴运河、海塘等水利工程为代表的水利建设的成就,以及这些水利工程设施在这一时期宁绍地区农田水利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了宁绍地区这一时期在水利建设方面存在的区域差异性和这种差异性与该地区土地开发利用进程的相互关系。     

中西礼、法之间的语境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和西方文化中的法,都只有在各自的语境里才能被确切地解释和理解。法律文化发源之初,中、西方在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为应对人类共通的问题而作出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与中西礼、法之间的语境分殊密切相关。几千年来,中、西之间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的不同,以及在应答有关实在、人性、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诱致了中西之间的礼、法分疏,而寓于各自语境当中的礼、法之间迥异的价值取向又加深了中、西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分歧。分别诉诸礼、法的不同语言表述,实际上也展现了人们在中、西各自的社会和历史中不同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中华法系已在晚清解体,但为之辩护的礼制语境依然在现实生活中十分隐蔽而顽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话语。因此,有必要通过与西方法律文化进行积极对话,把深受礼浸润的语境改造为法的语境,以使我们理解法（jus）和法治 （rule　of　law）的真义。     

当前语言文字领域墓志语料研究——以硕博士论文为考察对象

与其他一些语料相比,墓志材料往往具有真实可靠、带有一定口语性等特点,因而研究价值很高。但在当前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对墓志材料的使用比较滞后,总体上还存在研究力量薄弱、范围偏窄、方法不先进等不足。     

玄奘、义净法师译经——龟兹佛教义学的宝典

龟兹石窟的佛学内涵,即龟兹佛教的思想特质与属性尚未得到真正的揭示。义净对印度说一切有部之戒律、制度、仪轨的记载,是揭示龟兹佛教属性与特点的十分宝贵的间接资料,尤其是玄奘、义净携回的毗昙经典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成为当今研究龟兹佛教最重要的宝典。玄奘、义净所译诸典,具有7世纪印度说一切有部流行典籍的时代特征,也是龟兹佛教和石窟的最鲜活的背景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释戒”的“格戒”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戒律与礼制在观念、制度、生活等层面,体现出彼此“同一”与“差异”的“文明对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与儒士将中国本土之礼仪制度与佛教的戒律仪轨互相类比、诠释,通过“以礼比戒”“援礼义证戒”等“以礼释戒”的阐释过程,出现“格戒”的现象。同时,这一时期的佛教通过翻译律典、制订中国僧制,树立“戒礼有别”的主体意识。     

略论露布的职能演进——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一个长达近四百年的分裂动荡时代。作为古代重要文书形式的露布,传递信息方式独特。在经历了汉代政治意义的应用发展后,逐步更多地用于军事活动。完成了作为军事文书职能的转变,并被历代所延续施行。这个转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统治者好大喜功息息相关。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论人物品藻对魏晋南北朝书法品评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流行人物品藻,人物品藻注重对人物流品的划分、个性风格的揭示,并运用了"象喻"的品鉴方法.人物品藻的这些特点促成了当时书法批评中的流品论、风格论及其"象喻"法的形成.     

初传汉译佛经对中国小说的影响研究

初传汉译佛经对中国小说叙事所产生的影响并非一种显层的影响,而更多地体现在观念影响层面,是一种潜在的、隐性的影响。其虚构叙事本质对中国小说叙事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佛经词语考释

魏晋南北朝时翻译的佛经文献保存了当时出现的大量新词和新义,对汉语史的研究和辞书编纂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诠释了当时泽经中的几个词语。     

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研究概述

魏晋南北朝汉语是中古汉语的主干部分,学界在此时期的语法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在连词的研究方面,还稍显不足。通过全面梳理分析有关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这一时段连词的共时描写,对于新生连词的来源及演变方面的历时解释还不太重视。因此,认真分析此阶段汉语使用的连词,并从历时演变的角度探讨新生连词产生的规律,显然已是亟需加强的研究工作。     

近代汉语禾部俗字辑考

文章考释了近代汉语文献中的18则禾部俗字,其中有些与其他字构成了同形关系,有的则未见载于古今字书。结论有助于字书的完善、字库建设和相关文献的解读。     

论魏晋佛学与庄子学的互相倚重

魏晋玄学盛行之时,大乘般若学攀附老庄(尤其是庄子)的态度更加明朗化,甚至从理论上自觉总结出了以老庄学说来比附般若空学的"格义"、"连类"之法.反之,当时的老庄学也借助于佛学,尤其是东晋支道林,则更以般若性空学说来阐释《庄子*逍遥游》,卓然"拔理于郭、向之外",从而为庄子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论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与副词、介词的区别

魏晋南北朝汉语是中古汉语的主体部分,此期使用的连词可以作为中古汉语连词范畴的主要词项。因此,研究魏晋南北朝汉语的连词对于研究中古汉语的连词系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此期的连词跟副词、介词等词类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是系统深入地研究此期的连词又必须尽可能精确地确定研究对象。因此,从语法功能及语法意义两个角度,认真考察连词词项的分布环境,将起连接作用的副词及形似连词而实为介词的词项排除在连词范畴之外,就是深入研究此期连词的最重要的前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