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雨雪霏霏”考辨──兼析《十三经注疏》对《诗经》八处“雨雪”之训释

《十三经注疏》将《诗经·小雅·采薇》“雨雪霏霏”一句中的“雨雪”释为动词“下雪”,通行的诸多注译本和教材也都如此解释。但从训诂学、语法学及《诗经》自身体例等角度分析,“雨雪霏霏”中“雨雪”应为名词,即“雨”和“雪”之义,“霏霏”为形容词,即“雨雪盛貌”。此外,考《诗经》其他7处“雨雪”,应释为名词的为《邶风·北风》“雨雪其雾”与“雨雪其霏”以及《小雅·出车》“雨雪载涂”中的“雨雪”;应释为动词“下雪”义的为《小雅·信南山》“雨雪雰雰”和《小雅·頍弁》“如彼雨雪”以及《小雅·角弓》“雨雪瀌瀌”与“雨雪浮浮”中的“雨雪”。     

从《诗经》名物的研究纠正今人对诗意之误解（三则）

《诗经》是名物的世界。《诗经》名物的运用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名物的认识对于理解《诗经》有重大意义,可以说,不了解名物就不能正确理解《诗经》,就会出现谬误。从名物研究的视角,纠正了今人对有关诗意的误解,包括三则：一,从“副”的形状重新解读诗句“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二,从蒺藜之特性说《墙有茨》兴句之含义;三,从鱼的象征义看《卫风·项人》卒章之内蕴。     

家国天下：《诗经》之《桃夭》《兔罝》大义发微

如果考虑到《诗经》编排是孔子手定的话,《诗经·周南》中的《桃夭》、《兔罝》两篇相连可能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大学》对《桃夭》的征引揭示了《桃夭》所蕴含的家国天下之义,而此含义在接下来的《兔罝》篇实有展开。解读《兔罝》经文及历代注疏,有助于我们理解华夏政治文明的教化特点。结合《周易·系辞传》及《旧约》的比较研究,则有助于我们在更加广阔的古典文明视野中发微《兔罝》篇的大义。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郑风·羔裘》“舍命”解续貂

“舍命”一词出自《诗经·郑风·羔裘》，东汉郑玄将其释为“处命”，即临危受命之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1年。其后，王国维、昊阁生先生指出“舍命”当作发号施令解。但由于论述简略，加之语言研究者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不足，因此，一直没有得到近世《诗经》注家的普遍认同。本文从传世文献旧注与今人译注要籍相结合的角度，说明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并针对王、昊的不足之处加以补充、分析说明，力求使这一观点得到学界认同，进而使《羔裘》一诗得到确诂。     

《左传》采诗的结构性系年

对《左传》采录的《诗经》中的诗题、诗句、诗论,以分类系年的方法,进行了穷尽式的结构性排比,从而形成了一个用“断章取义”为线索,探求《诗经》本义与旁义的参照系统。     

释“左之”、“右之”

毛亨对《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中“左之”、“右之”的解释,是把汉代盛行的阴阳思想强加给西周时代的人。其实,“左之”“右之”不过是指贵族子弟出行,御车左右驱驰而已。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诗经今注》校勘订误

订正了高亨《诗经今注》在校勘上存在的诸多阙失。     

汉代《诗经》研究志与情评析

汉代《诗经》研究出现了“志”与“情”并提的局面。“志”字在保留先秦“怀抱”意义的基础上又有引申,有的“志”已与表示情感意义的“情”通用。“情”义变化更大,大多数表示情感意义,而且第一次被汉儒引入说《诗》中,这对《诗经》研究和我国诗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通假字注考议

程俊英、蒋见元在《诗经注析》中认为诗经中有许多通假现象,但其中有一些字释作通假并不妥当。文章对其中部分不合理通假进行考证,并归纳出该书中四种通假注释错误：分别是异体字误作通假、古今字认作通假、滥用通假和本字借字相混。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大学语文》注释商榷二则

《诗经·卫风·氓》中的“氓”应为“自他归往之民”，即外来移民，《诗经·小雅·采薇》中“不遑启居，严狁之故”中的“启居”。其义应为作息，即过正常生活，徐本《大学语文》文选中的两个注释值得商榷。     

《东京赋》“中畋”考辨

《汉语大词典》里的词条“中畋”引唐张铣注《文选》，释为“在狩猎之中”。文章认为《汉语大词典》对引例的理解和词义的概括均有不妥，同时引例自身存在注释不当的缺陷，文章以《文选注》等有关古籍资料为依据，利用文字训诂和古书记载相互印证，对《东京赋》里的“中畋”词义进行探究，确认“中畋”非“在狩猎之中”义，而是“用于畋猎的良马、好马”。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解读《诗经·国风》中的桑意象

在现有的《诗经·国风》"桑意象"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文化生态理论来剖析"桑意象"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指导,试图揭示《诗经·国风》中"桑意象"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演变的历史动态过程,认为桑意象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是:桑树—桑女/女子—爱情/母亲—家园.从文化生态理论中关于人、环境和文化的互动交织关系角度,进一步探讨了桑意象演变的文化生态原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桑树崇拜、土地崇拜、生殖崇拜,另外"桑"与周代人口政策、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诗·大雅·大明》体式原貌考辨

《诗经》在编订传习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简次错乱的问题 ,历代所传《大雅·大明》诗的两种不同体式就是这种错简的表现之一。考察《诗经》风、雅、颂的分类特征、《大雅》诗的乐章类型以及《大明》诗的章句构成和诗义解读 ,考辩《大明》诗两种不同体式之正误 ,可以得出《毛诗》所传体式为误 ,《诗集传》所遵体式为正的结论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爱情咒与“采摘”母题——《关睢》、《卷耳》、《FuYi》通观

近年来，《诗经》研究在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和研究角度的开拓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进一步推动《诗经》研究的进展，我们编发了这组文章，它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颇多真知灼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研究员从世界原始社会的咒术礼俗的宏观背景对《诗经》“采摘”与“投赠”母题作了透辟的阐释．还其本来面目。北京师范大学李山博士发现了《诗经》三类分诗的作法与周代“敬天保民”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就“风”的古代含义作了探原。本院中文系王政教授的文章以鸟类学中鸟求偶的典型特征作为出发点，阐析《诗经》中的“鸟类”与人之婚爱的种种类比性描述。郭全芝教授和王成副教授的文章分别说明了《诗经》与《楚辞》、《诗经》与嵇康四言诗的传承情况。张兆勇副教授的文章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揭示了《等待戈多》与《蒹葭》中的浓厚的等待意识所包蕴的不同文化内涵。热忱欢迎有关专家就《诗经》研究赐稿本刊。     

王令传递与西周王权

《诗经》 “六笙诗” 因 “有其义而无其辞”, 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 它的篇次莫定, 前后不 合, 难以融入 《诗》 的辞章编排系统。 特别是由它引起 《诗》 文本编排的变更, 所谓由毛公 “推改什首”, 造成了 《诗》 的 “非孔子之旧”, 多与史实不合。 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 《诗》、 汉 《熹平石经》 与毛 《诗》 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 并在 《诗》 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 《诗》 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 “孔子之旧” 就只 有 “三百五篇, 遭秦而全” 的 《诗》 文本, 四家皆无异义。 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 缘由自相矛盾, 反映的 只是其笺 《诗》 所见与注 《礼》 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 《毛诗》 文本。 其中的 “六笙诗” 序, 不过是其时的 《毛诗》 学者将 《乡饮酒》 《燕礼》 中用乐的 《小雅》 的 《南陔》 等 6 篇编排到 《诗》 文本中的新变现象, 而不能说是代表 “孔子之旧” 的古 《诗》 文本。 不包括 “六笙诗”, 才是 “孔子之旧” 三百五篇古 《诗》 文本的实际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