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何时任平卢节度使?

《安禄山事迹》卷上载:“(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三月九日,加特进。时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至平卢。禄山谄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贞,复以金帛遗其左右。利贞规朝,盛称禄山之美,遂授营州都督,充平卢军节度使,知左厢兵马使,度支、营田、水利、陆运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顺化州刺史”。《旧唐书》卷9《玄宗纪》载:开元二十九年七月,“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副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这类记载看起来似无疑问,其实不然。     

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从唐代宗至五代时期,平卢军节度使兼押新罗渤海两蕃使驻山东半岛青州,受朝廷之命负责新罗、渤海等东亚诸国使者出入境的护送及其它外交事务.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韦君靖“节度使”辨正——与《大足石刻〈韦君靖碑〉题名研究》作者商讨

唐刻《韦碑》与静南军节度韦君靖,唐史失载,史家多认为可补《唐书》之阙如."王文"首以"韦君靖乃东川一部将耳"等由,对其"节度使"身份提出质疑.本文据以考征、探索,印证韦君靖"都督带使持节兼军号"的节度身份,无可置疑.     

略谈唐朝的节度使制度

唐朝的节度使制度,对唐朝中后期历史的发展,影响颇大。本文试图对节度使制度本身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一、节度使的由来及其官属唐朝的节度使是由都督演变而来的,而都督又曾称为总管,因此要弄清节度使制度的由来,就要从都督与总管的设置谈起。     

唐韦君靖“节度使”辨正——与《大足石刻〈韦君靖碑〉题名研究》作者商讨

唐刻《韦碑》与静南军节度韦君靖，唐史失载，史家多认为可补《唐书》之阙如。“王文”首以“韦君靖乃东川一部将耳”等由，对其“节度使”身份提出质疑。本文据以考征、探索，印证韦君靖“都督带使持节兼军号”的节度身份，无可置疑。     

都督、总管、节度使

节度使源于唐初都督的说法,似已成为史学界的定论,但细检史志,殊为不然。其一,唐代都督是有品秩的职事官,而节度使终唐之世不列品秩,实属差遣,两者性质不同。其二,都督不但掌诸军事,还负有“……”考复官吏,……劝课农桑,敦敷五教”(《唐书·百官志》三)等民事职责,而节度使最初不过是掌总军旅,专诛杀的军事长官,二者职责不同。如果说节度使源于都督,何以由职事变差遣,何以只管军不管民,又何以由都督、长史等官充任呢?事实上,节度使乃渊于行军总管。唐沿隋旧,初呼总管,武德七年改称都督。然“复有行军大总管”(《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十四),盖有征伐则置于所征之道,以督军事。此时总管常以禁军将     

潼关战局与天宝中枢政局之关系发覆

潼关战局与天宝中枢政局之关系发覆任士英（一）唐玄宗天宝十四载（７５５）十一月九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市）举兵叛乱，到十二月十三日，即攻占了东都洛阳。唐军将领封常清节节败退，在他的劝说下，驻守陕郡（今三门峡市）的大将高...     

略述唐代营州的经济

营州是唐王朝在东北地区的重镇,是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营州农业发展并不落后,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营州农业的深耕细作,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营州农业的发展。营州地区多民族杂居生活,畜牧业比较发达,尤以养马业最为兴盛。营州的手工业以制陶业为主。唐代营州商业发展很快,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营州与西方国家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唐王朝发展经济的政策和营州重要的地理位置客观上推动了营州经济的发展。朝阳地区出土的唐代文物,为我们研究营州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简析《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唐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终于在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的十一月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被唐王朝豢养起来并受到唐玄宗无比宠信,兼领平卢、范阳 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一个突厥族和波斯族的混血儿)叛变了唐王朝。这场叛乱前后延续了近八年之久,直到唐肃宗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的正月才算平息。八年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一场极大的灾难。战争结束时,全国人口比天宝十三年减少了将近十分之七。李白诗沉痛地描述“安史之乱”造成的惨状说:“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经过“安史之乱”,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唐帝国,从封建时代的最高峰一下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     

契丹伐晋起因再探——兼论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

北族王朝史书《辽史》和以后晋实录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史书,对契丹伐晋起因的记载有较大差异,二者皆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对方。学界多认为石重贵去臣称孙及此后的一系列挑衅导致了契丹南侵,与契丹方观点暗合,然而后晋的记载似应更接近历史本相,即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叛晋通敌之举招致了契丹南侵,这在双方首次交战的军事部署中也可以得到有力佐证。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是促使辽太宗伐晋的深层原因,杨光远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亦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