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兼评大孔子学说”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7年6月14-15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主办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兼评大孔子学说”学术研讨会,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和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基金会主席胡国亨先生提出的“大孔子学说”,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特别是从方法论角度,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比较思维及其局限性作了反思。一、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及其批评的方法论思考欧阳康认为:在跨文化研究中,应注意到一种持殊的“文化围城”现象,即跨文化的隔障及其可能带来的文化误解。从本体论、社会政治学、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四个方面来分析这种“文化隔障”现象,寻求比较文化研究合理性及其实现途径。加拿大华人学者李创同博士认为,我们在讨论传统与现代化时,必须注意现代化的标准问题。从语言学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兼评大孔子学说”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7年6月14－15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主办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兼评大孔子学说"学术研讨会，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和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基金会主席胡国亨先生提出的"大孔子学说"，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特别是从方法论角度，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比较思维及其局     

“日常生活批判”及其“再批判”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有助于清除现代化的文化阻滞力并推动人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却是以现代化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前提依据的。现代主义并没有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扬弃,以至于产生了“现代性焦虑”和意义生活的丧失。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生存论转向有利于从微观领域颠覆现代主义的文化霸权。因此,应在现代日常生活世界中对“日常性”和“非日常性”进行双重批判,以建构一种能够不断自反的现代性。     

从文化观差异看梁漱溟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

胡适的孔子研究是其“整理国故”的一次具体实践。借鉴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胡适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其西化视域下的孔子研究也受到质疑和批判。梁漱溟的孔子研究基本上是回应胡适之论而起,但其结论往往针锋相对。梁漱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恰是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文化观的冲突。     

简论批判理论的话语分析

批判主义社会理论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思想流派.它始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后经法兰克福学派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日益丰富、壮大.批判理论的话语分析以“意义”和“价值”为中心,将批判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文化层面,深入至个体的文化心理.经过批评语言学、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批判话语分析这几大流派的发展,批判的意义由仅为“求真”拓展到兼顾“求善”.如何将这种更丰富的批判认知旨趣应用于实际的文本中?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提出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批判话语分析为研究者提供了具体的分析策略与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理论定位和思想渊源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最有特色的批判话语之一.它是对20世纪文化焦虑的敏锐反映,对马克思学说批判精神的弘扬,对现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的现实参考,对现代西方美学救世思想的改造,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批判体系.     

后疫情时代西方对华舆论泛政治化批判之批判

后疫情时代，西方对华舆论泛政治化批判现象明显，这种批判话语将公共卫生安全、国际贸易、宗教信仰等非政治问题政治化，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形象。中国发展对内展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韧性和力量、对外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论及其实践强化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防备和规制心理。拥有优势话语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遏制中国发展，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稳定，利用信息强权和话语霸权对华进行泛政治化批判，以期剥夺、打压我国正常发展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中国的应对思路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落实“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践行，打破“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式，以中国之治推动世界之治；利用好网络信息传播新技术，揭露西方批判话语的虚伪性，以贴合西方文化基因的方式传递中国声音。     

拨乱反正话《论语》——“四人帮”孔子批判之批判

“四人帮”批孔,开头就批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因为《十批判书》里有一篇《孔墨的批判》,引证了很多文献,证明“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是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幸福的”。“四人帮”对此深恶痛绝,所以就拿《十批判书》做了祭“批孔尊法”这面黑旗的牺牲品。“四人帮”批孔,为的是以古喻今,古为帮用,影射现实,因此便首先丑化孔子。一部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几乎每一句话都被释为维护垂死的奴隶制,孔子也就成了奴隶制的卫道士。“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     

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和整个“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是其早期“马克思论”的发展,其实质在于通过弗洛伊德的人本主义心理分析学说与马克思的社会学说的结合,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一系列病态特征,主要是“单向度性”、“攻击性”、“一体化”以及当代文化和哲学的堕落。他把基于生产劳动崇拜的技术文明、白领阶层、社会福利、极权主义和分析哲学及实证主义当作自己的攻击目标,来说明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的生存危机。但是,他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使他用技术文明与人的关系来取代生产方式的矛盾,因此,虽然他机智地批判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弊端,却难以抓住批判的实质,只能是贫困的伤感而已。     

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三个维度及其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包括文化心理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三个维度。文化心理批判维度主要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的基础上,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极权人格、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文化心理根源展开分析,探索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机制;技术理性批判维度主要揭示了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本质与缺陷,探讨了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异化使用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与现实根源,强调科学技术已经沦为一种控制和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工具;大众文化批判维度主要揭示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不仅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而且反驳了资产阶级学者所宣称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物质丰裕、无矛盾的理想社会的观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不过其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从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或者转化为社会发展日益总体化和个人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或者转化为合法性危机,因而西方社会仍然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革命的前提就是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采取“大拒绝”的革命方略,并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价值在于把唯物史观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新变化和革命的可能途径。其理论的弱点在于不能把经济批判、政治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为在寻求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途径上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     

解构与重建--试析康有为复兴儒学的思想

近代以来儒学遇到空前的危机。康有为试图通过对儒学内部仁礼二元结构和外部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的解构 ,并融合中西在儒学中注入西方现代精神 ,创建孔教 ,使儒学摆脱专制主义的纠缠 ,使之深入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灵魂 ,以实现儒学的真正复兴。本文试图通过探析康有为这一复兴儒学的思想以加深对康认识的深度 ,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实现儒学现代性转化的可能路径。     

孙中山如何用儒学阐释其革命思想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中国儒学,几千年来经久不衰,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卓越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将儒学的民本思想、杀身成仁思想、修齐治平思想和大同思想全都赋予革命意义,并利用儒学的理性思维及其传统权威阐释了革命的科学意义和本质要求,从而将他的革命理论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上,使儒学在服务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自身也充满了现实意义.     

金岳霖的形上学与人生观

如果以"吸取西方现代思想理念,着重对传统道家思想做出新诠释,并构建了具有现代性和普遍性意义的哲学体系,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来作为判定当代新道家学派归属的标准,则当代新道家的代表人物首推著名哲学家金岳霖。金岳霖哲学体系的主要特色以形上学和人生观这两个哲学的永恒主题为核心论题,儒道互补、中西互补。本文主要对金岳霖先生的形上学和人生观进行论述。     

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现代启示

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从儒家、道家、佛教的角度进行阐释。研究认为,儒家主张用礼规范个人的行为,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 所讲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道家最能体现自由精神,既有对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也有对生命自由的终极探寻;佛教重在弘扬生命的主体性,强调不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妨碍他人的自由;由此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西方遵从道德法则、主动和被动的自由等自由思想存在相通之处。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库切作品中的人文思想——一种儒学的视角

一直以来，国内外库切研究者普遍认为库切创作思想与欧美及南非文学和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而对于其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则未曾论及。事实上，库切在多部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国及中国元素，对中国文化乃至古代中国都有一定了解。通过对库切传记的考察，甚至可以挖掘出他与儒家文化的姻缘。文章尝试论证库切创作与中国文化的关联，重点考察其作品中的刑罚观、大同思想等契合儒家人文思想的伦理和政治观念，以期呈现库切作品中的多元文化思想，体现其作为一名跨文化作家的思想深度，同时显示中国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普适性意义。      

张东荪定位儒学的三个前提

张东荪对儒学的定位是一种典型的“儒学退缩论” ,主张儒学从治国平天下的领域从“外王”的领域退出来 ,只管修身 (至多管到齐家 ) ,只管“内圣” ,只管“内心修养一方面” ,只管“个人心安理得的做人方面” ;治国平天下则完全仰仗科学与民主 ,完全仰仗西方文化 ,仰仗这个“整个儿的理智性的文化”。东荪先生如此定位儒学是取决于三个前提 :一是东荪先生对儒学之实质的理解 ,二是其对整个现代文明的理解 ,三是其对现代政治之实质的理解     

吹向西方的东方杏花--庞德等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吸收与传播

本文梳理了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学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之后,主要介绍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兼学者庞德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儒学著作的翻译及其在他宏篇巨著<诗章>中的运用,看出庞德一方面把中国古代文化看成是他思想和艺术追求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又把孔子的儒学看作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庞德一生致力于把中国古代文化介绍到西方去,让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传播,使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大放光彩.     

牟宗三对“仁”的诠释及其康德影响

牟宗三以孔子“仁”的“觉”、“健”特性为逻辑起点，“践仁”以接契“天道”，并以孟子的“不忍人之心”，宋明儒的“仁心性体”释“仁”；不仅如此，他还把基督教的“上帝”和康德的“自由意志”比作“仁”，将“仁”视为生天生地的绝对形而上道德本体，并从中开出现代民主和科学的外王来。这为后人研究“仁”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只有深入开掘儒家“仁”学传统，将“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并作出西学的创造性诠释，才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切实有效地为构建现代新儒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