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在济南召开座谈会

<正>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于1981年12月2日在济南召开座谈会,着重就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座谈。会议由研究会副会长徐绪典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和部分地区的20多名史学工作者出席了会议。会上,徐绪典同志首先就八十年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概况,及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研究指出了自己的意见。接着与会同志踊跃作了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为了巩固已有的研究成果,提高研究质量,今后首先应做好以下几点:一、继续搞好义和团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同时对已有史料也要作一些考辨,以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提供方便和有利条件;二、不发空论,提倡多研究具体问题,对义和团的各支队伍、义和团的人物、义和团的源流、义和团的经济背景和社会成因等等,都要一个一个地搞清楚;三、不要把研究范围局限于义和团运动高涨的地区,应扩大到全国范围,对当时各大区、各省的经济状况、阶级关系,以及有关的秘密会社等,都应加以研究;四、要加强对教会和教案的研究,弄清天主教、耶稣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分析各种教案发生的原因、性质、弄清历史上的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的关系等;五、要继续活跃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让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充分发表出来,开展争鸣,以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     

消费社会的需求满足与社会发展

匮乏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的前提预设和先决条件。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个消费性的社会正在到来,匮乏已经不是重要问题了。怎样理解这样一种社会?在西方研究领域中,需求是验证个体存在和发展的本体论形式,是研究消费文化的逻辑起点。从需求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出发,有必要探讨社会性分配资源的增多,是否意味着资源分配程序更透明、更民主;个体自我决策机会的增多,是否意味着个体更能全面发展、完善自身;以消费需要作为激发经济增长的根基的消费文化,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路等关系到消费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     

义和团的“神秘文化”情境及研究说略

义和团的"神秘文化"事象,既有托神弄鬼、玄虚夸诞的成分,又有被涂饰了"神异"色彩的真实术法,情形颇为复杂.而无论如何,它与本土神秘文化的大环境密切联系,与"洋教"文化则从本根上对立.不应该因其"神秘"性而在研究中忽视、轻视或有意回避,而需要破除相关的认识障蔽,切实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通彻地解析义和团的"神秘文化"情境问题,或是揭破相关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     

义和团运动中的道教信仰

与义和团有着一定渊源关系的铁布衫(金钟罩)、八卦教等民间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道教信仰的成分,在义和团另一大来源神拳中道教影响也很大.道教教义中的八卦在义和团揭帖中多有使用.原本用来宣达神意、驱妖捉鬼、祈福攘灾的道教符咒在义和拳、义和团中广为流传.武器处于明显劣势的义和团在与列强的武装对抗中,急于引进神秘性的咒语、泛化咒语,用以壮胆助威.在义和团揭帖中频频出场的张天师以及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吕洞宾等道教神仙是义和团排外灭洋勇敢精神的坚强支柱之一.然而事实证明,单靠这种传统的民间信仰的精神力量是无法战胜外敌的.     

文化与基因有无联系?——现代达尔文主义进军社会领域的思想轨迹

文化与基因是否有关系?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社会人文科学的关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从达尔文主义入手,进而研究达尔文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根本差别,显然,达尔文主义进入人性和道德等领域过程中出现的动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等学科,扩展了人们关于人自身的认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也留下一系列不能简单地用基因与文化的直接关系来解决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人类的行为模式和心理机制作深入科学的、历史的研究。     

试论义和团仪式的社会意义

<正> 华北农民在义和团这场伟大的反帝运动中表现了显著的民族精神。在这篇短文里,我想从文化史的角度着重讨论义和团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并以此为根据探讨义和团仪式中“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源流,同时借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中关于仪式(Ritual)与表演(Performance)的概念来解释义和团如何利用早已存在并相当普遍的民间宗教仪式唤起农民,发动这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的。     

《义和团皮簧》考论

《义和团皮簧》文本见于吴书荫主编《绥中吴氏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抄本影印本第25集。剧本作家不详,创作年代约为清末民国初年,背景以聂士成抗击八国联军始,描绘了上至神仙人物,下至洋行老板、市井无赖等人的生活状况,并以神话形态再现义和团众与教民的对抗故事。《义和团皮簧》将义和团青年领袖刘十九、张德成刻画成了反派角色,与之对立的则是耕读世家出身的王少泉和正人君子王振明,而海干和天灭这类和尚道士的介入,使得戏曲多了几分传奇浪漫色彩。《义和团皮簧》是一出罕见的反映义和团首领负面形象的戏曲作品,这种意识形态折射的是晚清、民国时代教民和士绅集团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义和团皮簧》具有通俗演剧文学的素质,活泼的人物性格,幽默的人物对白,紧凑的故事情节,都是值得关注的特色。     

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

20世纪初义和团硝烟渐散,然于此事件的文本记载经历了"拳匪"话语和"英雄"话语的历史转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地传递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符号,成为历史文化象征,甚成为历史重构中重要一环.     

民俗信仰与拳民意识

研究华北地区的民俗信仰与拳民意识的关系,有助于在史学界对义和团组织和意识的不同研究角度之间,找到某种文化衔接点。民俗信仰是正统宗教和民间宗教所共同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又是后两者之间更替和转换的中间环节。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规定了两者对于拳民信仰的双重渗透。民俗信仰,是乡里民众的认知、情感、动机、理想等心理过程自发积累而成的精神力量。它借助于神学的语言和形式,曲折地体现了乡里民众的现实愿望和人格特征。作为一个民族多数社会成员的信仰取向及其相应的行为方式,具有很强的粘着力和悠久的传承性,在乡里社会形成了复盖面极其辽阔的文化层。     

立意创新 独辟蹊径——评《义和团迷信及其社会反应考察》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刘宏博士的学术专著——《义和团迷信及其社会反应考察》(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系专论义和团迷信问题的首部学术著作。出版后引起了史学界较大关注。该书具有以下明显优点:第一,选题具有创意和新意。义和团运动不但本     

重新解读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研究胡适思想言论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掉入政治感情的"陷阱",又要充分把握胡适的思想言论多有偏激性和非严密性这一特点,把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全面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总的层面上来说,胡适在当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从具体层面来说,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是存在不足和漏洞的,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也还有生命力的正确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的一场以方法论争论为核心的政治色彩很浓但却充满自由平等气氛的健康学术争论。     

中国古代北方役重问题研究

我国古代北方地区长期以来是赋役并重,唐宋以来尤以劳役特别沉重为特色,而南方地区劳役相对较轻。这是历史形成的社会地域分工。北方役重的原因,主要是政治中心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工程众多,又是防边备战的军事重心,国防、战争需要大量兵员民夫,加以黄河河患频繁,常年劳役着数以万计的沿岸人民。北方人民为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主要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劳役地租转换的经济、财政价值同样十分重要,并体现了与政府之间的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沉重的劳役严重影响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孙思白先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八角亭学派"成员之一,孙思白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侧重于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提出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的情况往往是复杂的观点,对研究中国现代史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民国史研究的开创,确定了编写民国史的指导思想;尤其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对其分期与转化,对其反封建主义,对陈独秀评价均有独特见解。     

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的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的广泛联系特征在回族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表现。一般意义上来讲,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形成了回族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空间,这也是回族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这两个基本空间基于地域性的人地关系变迁,从而最终促成了回族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化、人口行为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西北回民起义发生在清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绝非偶然。同时,西北回民起义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中秋节源自新罗考

开成四年(839),日本高僧圆仁在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法花院见到寺中新罗僧人过八月十五节,遂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检索中国文献,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没有中秋一节。清人王谟说这不是宗懔缺记,也不是荆楚一带没有此节,而是唐代以前就没有这个节日。在唐代文献中,中唐,特别是入晚唐以后,士大夫中出现中秋赏月之事。但在唐代,中秋尚无节日性质。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唐朝士大夫的赏月活动与新罗侨民的节庆活动相互影响,融合而成。     

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

秦汉时期,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体制之需,迅速而大量地培养出办理官、民事庶务的吏员,便成为政府急切之要务。因之,此时学吏、训吏之风亦随之大盛。学吏、训吏必有教材,而且政府还统编过训吏教材。秦汉学吏教材的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民间庶务应酬知识等4种。睡虎地出土简书10种,除文字极简略而量少的《编年记》之外,其他9种全部切关吏事,乃是研习吏事比较完备的教材。     

中国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及其历史分期

社会形态可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自下而上的层面。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分期为社会政治形态及其演变阶段,而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是通过社会政治形态来影响以至决定社会基本面貌的。据此,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种社会形态和相应的五个发展阶段。     

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继承制度初论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等表明,西汉已建立系统的继承法。继承方式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继承内容既有身份继承也有财产继承。身份继承包括二十级爵位和一般户主的身份在内,二十级爵位除彻侯和关内侯的爵位世袭罔替之外,其余均降级不均等继承;一般意义的财产继承原则是诸子均分。继承人及继承顺序按血缘亲等确定而兼顾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未婚女子有一定的继承权。西汉的继承制度对爵位降级继承的规定,使军功地主的后代逐渐失去爵位;他们由于大量继承财产和凭借父祖的政治权势,成为西汉前期严重影响乡里社会的豪民地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救国运动内在联系初探

北宋太学生救国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后世学生运动的始作俑者。历来学者曾有评述,但欠缺深入研究。本文从太学制度、太学于官学中角色的变迁、太学师资与太学救国运动的关系入手,探讨北宋太学救国运动的深层原因。     

五四:"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是与非

五四启蒙运动一直受到各种误解和非议,有人指责它面对时代的复杂问题而选择了思想文化上的变革,有人指责它"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但是,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场社会变革的舆论前奏,而是一场大变革之后的文化补课。所以,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而不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致力于思想文化的变革而不致力于政治革命,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思想文化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政治制度层面上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从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入手,以批判传统和改造国民性为手段,致力于培养现代公民,推进人的独立与解放,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近几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面临一种新的批评:文化决定论。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陈独秀还是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都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他们重视思想文化的变革,但并不忽视制度建设。他们的思想文化变革正是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