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与儒家伦理教育

"思无邪"不仅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也是孔子"诗教"的目的和要求.以"礼乐教化"形式出现的先秦儒家伦理教育,包括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等多种教育."思无邪"并非简单的强制人的思想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而是注重引导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升华,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以个体审美人格的完成契合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汉宋诸儒拘于其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未能对此作出正确理解,致使社会道德建设方面出现诸多弊端.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道德建设中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物质享受,正确处理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借鉴传统文化的儒家礼乐教化的.     

从"经济人"到"现实道德人"--"经济人"的伦理反思与超越

从伦理学的角度对"经济人"进行反思,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人"的行为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道德合理性,但其伦理缺陷也是明显的.作为现实的人、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人,需要"经济人"的一些特性,但又不能局限于"经济人".健全人格的行为选择需要超越"经济人"达于"现实道德人"."现实道德人"是基于现实条件、从现实出发的道德人,他追求义与利、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实现"经济人"到"现实道德人"的超越,需要从社会层面建构扬善抑恶的利益和精神双重机制,也需要主体实现从急功近利到追求长远利益,从利益追求到自我实现价值取向的双重转化.     

"公地悲剧"如何转化为"公共福祉"——基于现实的行为机理之思考

"公地悲剧"论认为,公共资源一定会遭到滥用,从而必然是无效的.现实生活中却存在大量反"公地悲剧"现象,人们往往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之所以出现这种相悖的现象,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抽象掉了人类的社会性,而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个体行为都具有亲社会的倾向,这种亲社会性将会导向社会的合作.其实,如果在社会性的基础上引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沟通"公地悲剧"和"无形的手"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促使"公地悲剧"向"公共福祉"的现实转化.     

陶行知与"孩子剧团"

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曾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这些主张在"孩子剧团"的自我教育中得到体现.抗战期间,"孩子剧团"不仅是大后方一支重要的抗战宣传力量,也是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特邀团体,还是其山洞教育示范团成员.陶行知日常备忘录《衙备忘》对"孩子剧团"住址、演出信息、团员姓名、票款及"孩子剧团"参加生活教育社名单等记录详细.他还接收解散后的数名"孩子剧团"成员入读育才学校,充分体现出对"孩子剧团"的关心.     

对"次道德"现象的伦理学解析

"次道德"现象受到社会公众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多数人所指的"次道德"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因先恶而后善"的行为."次道德"作为"道德之次",应该是在道德底线--法律之上的,它不应该是不道德或违法行为的"衍生行为"--这是"因先恶而后善"行为的根本特征."次道德"作为道德现象和伦理学范畴,只能从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层次性与实践中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道德品质的个体差异性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把道德价值较小的较低层次道德完全等同于危害性较小的不道德行为或非法行为.     

浅淡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着人格缺陷、心理障碍;学习整体上较差;道德意识淡薄、行为出现偏差等同题突出.要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我们必需加强家庭教育责任、注重学校针对性的教育及改善社会环境等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引导.     

从"权利"到"行为"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之间存在结构上的巨大变迁,表现为从"主体--客体"结构到"主体--权利--客体"结构的变化.权利概念虽然在构建德国民法体系时起到了核心作用,但德国民法典采纳的权利主导模式面临着一些困境.在法律考虑的社会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形下,一味地以权利归属的界定来调整社会关系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归根到底,法典化是一种法律控制技术,其目的是正确地引导人的行为,以符合一定社会的目的.     

论基于"育人为本"价值取向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长期存在着重"社会本位",轻"人本位"的现象,在价值取向上,过分注重对社会需要的满足,而轻视了个体发展的需要.从而造成05方案实施两年多来,思想政治教育仍存在着实效性、针对性不强,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现实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就必须坚持"育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与个体的发展价值有机地统一起来.坚持"育人为本"的关键在于尊重和高扬学生的主体性、满足学生的现实需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垃圾分类的道德社会学省思

道德社会学的基本任务是分析揭示道德规范的社会根源、社会功能及其作用方式.作为现代社会正常运行和人们正常生活之"集体需要的压力"所要求的社会行为方式,垃圾分类已成为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基本责任和义务.对于社会成员个体来说,责任和义务都是其行为中的"必须"而不是"可以".但凡那些行为者个体难以直接体认到它的好处而只感觉到它在时间、精力、物质上带来的付出与损失,但在公共道德的层面上又属于"必须"而非"可以"范畴的行为,通常要依靠负面刺激即处罚制裁来加以型塑,垃圾分类就属于此类.在制定规定公民行为之"必须"的规则时须注意三点:"必须"必须建基于"必需";"必须"应该尽可能照顾人性习惯、常情常识;"必须"必须立足于对违规者执行充分有效之制裁的可能.     

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