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建构：从“五族共和”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民族认同国家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内涵看,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是民族的认同整合,即如何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或实现各民族的多重身份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发展。在近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进程中,“五族共和”开启的“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与“承认各族身份”的“二重民族构建”催生了国家认同建构的“融合同化”与“平等共治”两条进路。国共两党的民族观念之争使得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逐渐分野对立：国民党片面强调“国族建构”的“国族同化”进路否认各民族,滑向了大汉族主义的泥沼;共产党强调“各民族解放联合”的“各民族平等自治”进路赢得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但客观上也存在弱化中华民族建设的嫌疑。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嵌合互构”使得近现代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走向了协调统一。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纽带实现各民族的认同整合,完成从民族认同到国家层面认同的跃升。     

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

190 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围绕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进行了热烈集中的讨论。其中心是主权意识的成熟 ,不仅认识到主权为国家的最高属性 ,而且还认识到主权的内外双重内涵。在主权意识的支配下 ,新式知识分子明确地提出“中国者 ,中国人之中国”的口号 ,标志着民族国家理想的产生。但“中国人”下的民族认同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民族国家的建构方案也朝“排满建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两个方向发展 ,这表明 2 0世纪初年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找到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的有效转换机制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与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

在近现代中国,政党不仅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还是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连结者。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又是民族国家的缔造者。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百年建构史。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号召,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体系,领导中华民族建立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国家建构时期将党的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共同嵌入国家的制度结构中,逐渐完成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和民族认同的双重建构。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的建设,来引领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双重建构。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章太炎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比较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主张以文化别种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虽然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强调民族国家观念,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斗的大民族主义,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其目的是想激活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但客观上却在民族概念、民族源流、民族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把民族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     

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初步确立的历史考察——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文本梳理

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直接为中国现代民族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革命党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则成为新的民族理念不可或缺的载体。理论探讨和政治实践的不期而遇,使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生根。“中华民族”符号的提出和认同,以及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探讨和追求,是其最基本的思维路向和生成机制。     

论五四后梁启超的“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

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在文中,梁启超不仅最先对清末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界统治地位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在他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这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这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却仍还停留在早年认识的基础上,亦指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汉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在梁启超的笔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他同时在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就以为这两个观念在梁启超笔下可以替换,“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民族”所指的“中国境内各民族”。     

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华民族生存危机,使中国人产生了自我群体身份急待确认的心情,激发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和想象。在战争中,国人不同程度地从自己所属的社群脱离出来,加入到建构自己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中。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逻辑机制与实践进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话语与实践建构从“共同体”视域定位中华民族内源性与层次性的共在、共生、共聚样态,以民族国家精神观念反身性作用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高质量发展,旨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民族凝聚、国家富强、社会繁荣的价值内核,推进“五个认同”目标形态的固本强基与层次跃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理念蕴含历史记忆激活、文化认同涵养、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价值自觉引领的逻辑机理,指涉从情感归属、利益共享、法治保障、责任共担等四个向度,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     

“金角银边”与中国陆路“边疆经济带”建构

在中国边疆有序开放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前提下,陆路边疆地区存在着“金角银边”的区位优势,因此地方政府应积极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国家则需要整体规划,主动建构陆路边疆经济带。中国陆路边疆沿边界一线形成的“一带”,与整个陆路边界线上“界”与“路”交汇地区的城镇所形成的“一带多点”的“金角银边珍珠链”,可以凸显陆路边疆发展的潜力,体现国家“边疆经济带”建构的思路。     

中华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长期以来,在中华各民族人们的脑海中都客观地存在着一种忠诚、持久而且强烈的对“中国”的归属意识,即中国认同,它包含中华大地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四项基本内涵,它受到来源于传统的具有既定性、持久性和可继承性的“被给予”因素和与后天的对现实利益需求的被满足程度密切相关的“选择”因素的制约,对各民族人们的中国认同有着重要影响,从“被给予”和“选择”两方面入手,强化各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对于构建边疆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赋予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塑造现代国民的国家建构逻辑

以人民性为核心原则与伦理基础整合国民、凝聚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遵循。作为统合国家、民族与人民三维一体的政治领导与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承继传统“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创造性地运用整体性的“人民”概念整合全社会人口以塑造现代国民。在以全体国民为基础、以确立国民身份为途径推动中华现代国家建构的征程中,党坚持人民立场、认识把握社会矛盾、紧扣时代发展命题,开展系统的人民性实践。以人民性塑造整体的现代国民有力回应中华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社会政治基石。     

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特征及其启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主要来源于中华传统“天下一家”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其概念起源于中国近代国家转型时期“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发展于全民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性锻造,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整体性熔铸,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认同性和世界性。应该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功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引领力和影响力。     

创造观念的兴起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对梁启超的考察

对梁启超创造观的考察表明,其最初导入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天下观与国家观念的冲突、群己关系原理的缺失被视为建立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阻碍因素,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提供了克服这两种障碍的思想资源,梁启超借此将国家与"天下"相调和,个人实现与群体进步相联结。从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来看,这些障碍是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与现代国家团体格局之间的冲突,梁启超引入创造进化论是将将两者进行协调的一种途径。     

国家形象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双重价值意蕴

讲好中国故事具有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双重价值意蕴。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间接源像,中国故事既实现了国家形象建构中民族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有机结合,也实现了国家形象建构的内容综合和价值引领的统一。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有效载体,讲好“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等故事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讲好“什么是中国道路”“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故事提高国家的国际影响力。     

现代国家建构与土地制度变迁——写在《物权法》讨论通过之际

本文由近年来《物权法》中土地权属问题的热烈讨论而引起,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现代国家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性。“土地归公”遵循的是民族—国家的逻辑,它为建构统一的主权、强大的中央权威和对乡土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基础。但是,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合法基础来自于国民认同。随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农民获得土地权益的要求愈益强烈。从家庭经营到《物权法》的“地权属民”原则,是民主—国家建构的逻辑,也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达到相对均衡的产物,它可以建构起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化认同。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毛泽东早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改造国民性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命题,在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和民族危机。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社会中心问题,近代救亡之士走出了一条艰苦的探索之路。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在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期的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开始积极求索社会问题的解决。在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思想影响至深的当首推梁启超。戊戍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从国民素质方面寻找国家救亡之本,发表了一系列改造国民性的文章。梁启超“带感情”的言辞深深打动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