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是反映竟陵派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是促成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主流话语的核心力量。这种诗学力量的形成,除了来自选本自身所传递的颠覆性诗学理念,同样离不开二人在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钟、谭二人通过借助与友人间的往来书信,揭示《诗归》在编选宗旨、诗学理念、诗歌评价上的独特之处,由此彰显《诗归》“与世独异”的编选策略,标明异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立场,传扬独具一格的批评观念,构建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从而在晚明诗坛树立起竟陵诗学的旗帜。     

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

清初诗学在清算明代诗学的流弊中完成自身的理论建设,在批判明代诗学中确立自己的创作理念。这一过程,涉及伦理秩序的重建、风格典范的确立、创作理念的更新以及知识谱系的调整等多重问题,而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建构始终是诗学关注的焦点。明清之交大量的诗学文献表明,清初诗学是沿着这一理路展开的:重倡“诗教”以奠定诗学的伦理基础,重构诗歌传统以拓展诗史视野,标举“真诗”以明确创作理念,原本学问以安顿诗学的知识基础。清初诗学形成的诗教中心观念、对传统的开放态度、崇尚“真诗”和以学问为本的创作理念,后来成为贯穿清代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构成清代诗歌史区别于前代的内在统一性。     

论艾青的诗学观念及其与大众化的关系

与象征主义诗学观念不同,艾青坚持的是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他关注现实,强调诗的“功利性”,“感觉”只是认识的一种中介。对现实主义诗学观念的坚持以及当时文艺大众化背景的影响,使艾青诗学观念向大众化方向倾斜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但又与诗歌大众化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正是在这逐渐偏向大众化的过程中显示出了艾青个人难以避免的诗学矛盾。     

论中国审美主义诗学传统的形成

诗学中存在着两种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 ,一种是以伦理的“善”为价值标准 ,一种是以艺术的“美”为评价尺度。依据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前者归结为伦理主义诗学 ,而称后者为审美主义诗学。儒家诗学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是伦理的“善” ,因此 ,儒家诗学形成了中国伦理主义诗学传统。中国审美主义诗学的形成则萌芽于老庄自然任运的人生哲学。汉魏六朝佛教的传入和兴盛 ,人物品第的风行 ,魏晋时期的玄谈之风对文学的渗透 ,不但标志着人的觉醒 ,而且促使一种以“美”为诗学评价尺度的观念的形成。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是这种诗学观念的理论基础。然而 ,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并非直接转化成为中国诗学的理论基础 ,而是经过了一个从哲学向诗学过渡的中间形态的 ,那就是人物品藻之学和言意之辨。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这种过渡的产物 ,也是中国审美主义诗学传统形成的标志     

王夫之诗学“神韵论”述要

船山诗学著作中的“神韵”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既包含诗歌艺术蕴藏、含蓄、意在言外等含义,又侧重于从诗的声韵来立论,从而多方面、多角度地揭示了“神韵美”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把诗歌的“神韵”与传统儒学的乐教精神相结合,与诗歌艺术的“通天尽人”的境界相联系,揭橥了诗的音乐美乃至整个诗歌艺术的理想至境。因此,“神韵”论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船山诗学理论的范畴。     

论威廉斯客体主义诗歌对道家诗学的接受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作为美国意象派诗歌的主要开拓者和旧金山启蒙运动的促进力量,其诗歌深受中国古典诗学的影响,威廉斯的诗歌吸收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目击道存"、"即物即真"的道家诗学立场,以摆脱欧美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束缚,并通过"所有观念都存在于事物之中"的创作原则加以体现,最终得以形成独特的客体主义诗歌风格。     

“江右诗派”的雅正趣尚与明初诗坛的文治理念

“江右诗派”是明初诗坛的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雅正”是其一脉相承的诗学趣尚.从“江右诗派”的精神内涵而言,其“雅正”诗学观所具有的地域风源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时,“江右诗派”的“雅正”诗学趣尚,不仅吻合了朱元璋的文道相贯的文治理念,而且随着这一理念的深入推行而得以彰显,即能贴近于明初的开国气象而注入“鸣盛”因子.该诗派也因此受到最高统治阶层的推崇褒奖,成为明初诗坛最为耀眼的文学群体之一,产生了较大的诗坛影响,成为反映明初诗坛的重要标识.     

卞之琳诗歌与宋诗理趣传统

20世纪30年代,卞之琳的智性化诗歌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呈现出与中国古代宋诗理趣传统的深层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理趣与知性诗学的内在关联,情理合一与情知合一的会通,“以议论为诗”和“非个人化抒情”诗歌书写方式的相仿,平淡之美与平中见奇审美旨趣的共同属性.卞之琳诗歌与宋诗理趣传统的联系,为探寻智性化或哲理化的中国新诗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     

一个生命论诗学范例的解读——中国诗学精神探源

中国诗学是一种立足于人的生命意识的诗学传统。它以“情志”为诗歌的生命本根,“兴感”为生命的发动,“意象”乃生命的显现,“意境”则是生命经自我超越后所达到的境界;而在“情志为本”的前提下,由“因物兴感”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生命活动的流程,这也就是中国诗学的内在逻辑。中国诗学的生命论传统具有与西方知识论取向的文艺思想以及晚近的表现论、意志论、直觉论、精神分析诸说各不相同的特点,在开展中西诗学对话与交流中,清除其历史的杂质,抉发其思想的精髓,将能为人类思想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资源。     

德本还是情本?——关于中国诗学批评一个基本理念的辨析

情本是笔者针对于德本而提出的一个中国诗学批评观念,建构于道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上的德本诗学观,是传统诗学批评的核心理念.但抒情性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诗歌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情为本,有关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根本体认,关涉新时期诗学批评的基本理念和研究视角,意义重大.我们认为:诗本根于情性,性情、情志本为一体.原典儒学就有“道始于情”观念,故情实质上是处于一个本根的地位.     

唐湜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唐湜的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把握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声情"辨--对一个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的研究

本文从王夫之在三本诗选中评诗用“声情”达二十余次这一基本诗学文献事实出发 ,力图对“声情”范畴作文化语言哲学的阐释。作为与“辞情”相对的“形式情绪” ,“声情”既体现了诗歌声韵在形式功能上的表现性或情感性 (音可显情 ) ,也体现了诗歌语言在情感表现方式上的形式性 (情以音生 ) ,从而最终昭示了诗歌的表现性与形式性的高度统一。置于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中 ,“声情”是堪与“意象”相提并论的重要诗学范畴。     

新时期诗歌的戏剧化特质

由于诗歌写作者诗学观念的“断裂”,新时期诗歌与此前q-国新诗相比,发生了明显“转型”。戏剧化特质,正是这种转型的表征之一。戏剧化特质把现代汉语诗歌引向了现代性的轨道,因而具有其“合理性”和“时效性”。新时期诗歌的戏剧化特质具体体现在戏剧化诗学观念、戏剧化诗思结构和戏剧化表意策略诸方面。     

伊夫·博纳富瓦的“否定性”诗学探幽

伊夫·博纳富瓦是法国当代诗歌的一座巍巍高峰,他的作品既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又与之保持距离,他不断以清醒冷峻的目光审视前人的诗学,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诗学理论.《杜弗的动与静》是他的第一部诗集,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起点,也是其诗学的源头.该诗集高举“否定性”大旗,以神秘莫测的“杜弗”为触角来探析生命存在的深度,自始至终以“死亡”来抵抗概念的侵凌.博纳富瓦出于对感性世界的深切依恋和对人与世界重建联系的吁求,大刀阔斧地革新诗歌语言,他认为唯有如此,丧失了存在之根的人才能重返“真正的地点”,虚无才能被“在场”取代,感性存在才能焕发意义的光辉.     

许学夷的元批评及其对儒家诗学的修正与完善

许学夷在《诗源辩体》卷35中,论述魏晋至明代的歌选本、诗论和诗歌批评著作,以“大中至正之门户”〔1〕,“未敢以私智立异说”〔2〕的客观求实精神,对历代诗歌选本和诗论做了较为全面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初步看来,他对历代诗歌选本、诗论的研究,在坚持正统儒家价值取向和复古论立场的同时,吸收了明代审美主义的创作和理论经验,推进了儒家诗学审美化的进程。     

《再度降临》：叶芝历史循环诗学再阐释

叶芝的历史循环诗学是其一生哲学思想的总结,一般认为其来源有佛教密宗、犹太神秘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等。对于《再度降临》这首诗歌,之前的解读理论基础普遍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和圣经解经学。结合对叶芝其他一些代表性诗歌的文本细读,本文认为叶芝的历史循环诗学思想还应该包括凯尔特文化传统,尤其是灵魂转世说。     

隐喻视域下台湾“现代诗派”诗歌风格嬗变研究

从修辞学、诗学视角出发,以隐喻为切入点,对台湾“现代诗派”诗歌文本中的隐喻模式、隐喻的生成机制、隐喻类型、隐喻意象以及隐喻的本体与喻体双重视野之间的距离等因素进行的综合分析显示:台湾“现代诗派”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习染和反思过程大致经历了技法移植、西化质疑和传统内转等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诗歌中的隐喻在共时层面上分别有着相对稳定的深层结构模式,即替代式、范畴错置式和虚实结合式,而在历时层面上则呈现出隐喻风格从夸饰性到抽象性最后向明喻化演变的轨迹.在这一演变历程中,隐喻以“纯粹语言学的否定性策略”,不但实现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一脉相承的“先锋精神”,而且在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进行反思的同时,推进了台湾“现代诗派”不断走向艺术自律的过程.以此为基础,重新发掘出了杨炽昌及其所倡导的风车诗社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锋性实验价值与贡献.     

儒学诗教与诗歌典范的选取: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徂徕派诗学略论

本文重点考察了日本徂徕诗派的诗学认识、诗歌理想、诗歌特点及诗学本质.在诗学认识上,徂徕派“主情”,反对以意为诗,非常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但认为诗歌情感应当受到儒家诗教的节制.徂徕派的诗学理想则是盛唐格调诗歌,追求格调健康、情感丰富、表现典雅.     

孔子诗学的价值

孔子诗学的价值蓝华增研究中国古代诗学的人，往往忽视了孔子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开创意义。他们认为孔子对诗歌的见解只是属于文艺伦理学或文艺政治学的范围，谈的是“用诗”即施于政治、外交和日常交往的实用性，而不涉及“作诗”因而不属于文艺美学。他们还把后世懦家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