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理性与道义理性——中国乡村纠纷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

乡村纠纷研究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中法治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秩序与变迁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鉴于以往研究成果的“应然性”与“宏观性”成分较重,文章指出中国乡村纠纷研究不能忽视对“实然性”与“微观性”较浓的个体行为理性之研究。而农民学中的著名“波普金一斯科特之争”所提供的“计算理性一道义理性”分析框架无疑为深入展开该类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工具。,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所进行的工作有利于成为我国转型期法秩序变革和形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法治在基层社会中的微观基础及其生长条件。     

关于中国农民经济理性的纷争

纯粹理性对任何经济主体都是一种经济假说。由于农民所处的特殊环境 ,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民是缺乏理性的 ,这种观点在国际上受到舒尔茨、塔克斯等理性论者的批判。中国自然经济历程较长 ,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 ,非理性的特征应该更为明显 ,但实证性研究材料表明 ,农民甚至包括贫困农户的经济行为仍然是理性的。当然 ,农民经济行为是否理性的争论还在继续     

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

本文对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从总体上作出分析、比较,初步揭示二者相容、和谐的可能性,并阐述两种理性在行为选择中的地位和作用     

超越经济理性重视生态理性和社会和谐

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但经济发展不是社会的唯一或终极追求,不仅仅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内在的缺陷,更因为作为人类内部劳动交换关系体现的经济理性无法兼顾更高层面的生态平衡和社会和谐.     

货币理性下的农民行动与其偏差矫正

转型期我国多数农民处于半自给自足经济或半市场经济形态中,具有货币理性。货币理性催生农民生成新观念,并驱使农民在日常经济活动中频繁地进行货币化行动,如热衷于从事有持久性货币收入的工作和"跟风"类经济活动等,与此联系的农村社会交往活动也普遍货币化。尽管农民的货币化行动对农村建设、农民致富、劳动力转移有积极意义,但有些行动偏离了社会正常运行轨迹,彰显出即期性、功利性和原子化,亟须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予以矫正。     

谁之理性?何种合理性?——对理性内涵的考辨及经济理性的反思

理性一词往往集中于行为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显然,由于不同个体的行为目的存在差异,因而理性的内涵也就具有多重性。正是由于个体目的是复杂多样的,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使用理性概念时往往又存在特定的理解:一者,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将多样化的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物质理性乃至金钱理性,从而使得理性的外延狭隘化;二者,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又通过引入效用概念而将所有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从而又使得理性的外延宽泛化。正因如此,其带来的究竟何谓理性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     

理性合理性的现代诠释——基于高兹生态理性的视角

理性的合理性维度在现代社会被埋没在理性的假象之下,理性失去了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指导性作用。高兹在此意义上提出了具有现代性的理性批判——经济理性批判。经济理性批判启发的不仅是理性重新思考的必要性,而且指向了人类生存维度的理性建构,即高兹提出的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把人类理性引向生存维度,凸显了理性的现代性张力,理性不仅要顾全自身的发展,更要在自身的发展中实现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生态理性把握住了理性在生存维度上的合理性。     

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经济理性——基于一个山区农村个案的实证研究

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经济理性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个案社区村民从破坏环境来寻求生存、发展经济,到经济飞跃之后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成功地实现了由单纯经济理性向生态经济理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时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与环境危机的矛盾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经济理性的限度及其扬弃

经济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经济理性虽然使人类克服了愚昧,摆脱了贫穷,但其并不能无限制的膨胀和使用。经济理性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都存在着限度。生态理性是将大自然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融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和谐的理性。经济理性超出了其合理性限度就会转化为非理性,带来负面效应。当代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的非理性逻辑正大盛其行,因此必须扬弃经济理性,发展并实施生态理性,从而避免导致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出现。     

农民的理性——对湖南农民运动社会心理层面的探究

湖南农民运动是一次以群众暴力推翻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动员,本质上是推翻这一制度下农民在生存竞争中自然形成的社会秩序与价值秩序。农民自我多倍增长的心理感染表现出集体走向狂热的倾向和状态。除了用传统的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农民革命进行解读之外,有必要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探讨农民运动激进思潮的根源,还应该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角度探究它的社会思想根源。农民集体兴奋的情绪导致运动的过火、失控和最终失败。农民的理性是乡土性社会动员中的一柄双刃剑。     

和谐社会背景下新型农民的理性向度

和谐社会的新型农民,其根本在于农民的意识的更新,掌握了适应农业生产的新的科学技术。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是农村社会发展的源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农民的现实实践。要坚持以新型农民为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贯彻以农民的发展为本,真正推动人的又好又快的发展。     

理性和非理性的经济利他主义

经济利他主义具有底蕴深邃的意旨.在经济哲学的视野中.经济利他主义的非理性通过利他意向、情感等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经济利他主义的理性则表现为人际博弈中的利他实践理性,这是一种通过影响他人预期进而实际影响其选择的动态策略.非理性和理性的认知路径将全面敞开经济利他主义的问题境域,盈溢其特有的理论内涵.     

有限理性和经济进化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经济主体行为的完全理性假设和经济系统的均衡假设。本文认为,现实经济的自然属性是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经济主体的适应性,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导致经济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经济主体的适应性导致经济系统的进化性。因而,现代经济学应将经济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假设和经济系统的进化假设作为理论基础。     

论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和谐

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产生于不同的交往方式,因而相互区别,同时也相互联系.不同的理性之间会产生冲突.不同交往共同体的主导理性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导致理性间的越界与脱节.使三种理性保持和谐的关键是理性的限界和接轨,它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经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研究

经济理性是一个具体运用理性化能力的过程,它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核心,它是一种有界理性。经济非理性与经济理性是一个相对立的范畴,它是集对经济理性研究范式修正、质疑与补充、辅助的概念性工具。从经济哲学层面分析,经济理性与经济非理性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在经济活动中,两者都不能偏废。     

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及其政策含义

农户的经济性质通常是指农户在约束条件下追求风险最小或收益最大,经典的"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对农户生产目标及约束条件存在认识分歧.本文指出中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这可以从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角度进行说明.事实上,过渡小农也曾是日本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户所表征出来的基本经济特征.基于此,为了促使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立足于过渡小农的农户经济性质,围绕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三条线索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农民的行动逻辑：社会理性抑或经济理性——关于“小农理性”争议的回顾与评析

有关传统小农具有何种理性的争论,存在两派对立的观点,即传统农民是社会理性还是经济理性。这两派观点分别持“实体经济学”与“形式经济学”的立场．在各自的形成中涌现了一系列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两派的对立争论之外,也不乏出现调和的“第三条道路”．认为现实中的小农是两种理性的综合体。重新梳理、反思这一经典小农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构建本土方法论以及对当下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     

三种理性批判及其回应——卡尔·施米特与马克思的论战

西方哲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着极为浓重的理性色彩,这可以看做是西方人所具有的思维特质。马克思作为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对传统西方哲学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出于反对不同论敌的需要,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并从经济、技术、历史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深入的剖析。然而,这些批判在片面强调敌友政治逻辑的施米特看来,就是三种理性专政的现实表现,由此就引发了施米特与马克思之间的论战。     

批判经济理性和重建生态理性——论安德烈·高兹对生态危机的新阐释

当前,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揭橥生态问题的根源日益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仅囿于社会学或者生态学视角进行探讨,而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另辟政治生态学路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问题的产生是由经济理性这颗"毒瘤"引发的,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引发的三大病状,然后对症下药,推行工人自治和自我管理,进行文化革命,最终重建以生态理性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这一生态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它仍具有一定的不足之处。